【大紀元2026年06月28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James Gorrie撰文／信宇編譯）中共黨魁習近平在5月於北京舉行的中美峰會上會見美國商界領袖時，傳遞了一個熟悉的信息：中國將繼續開放經濟，歡迎外國投資。

但是實際上中共非但沒有變得更加開放，反而僅僅幾週後就開始全面實施更嚴格的金融和貿易管制。

例如，北京一方面限制資本外流，另一方面加強對跨境投資的審查。此外，北京還對人工智能（AI）等戰略性行業設置壁壘，禁止外部投資者和合作夥伴進入，並進一步限制外國企業和投資者獲取信息的渠道。

顯而易見，這個矛盾難以忽視。如果中國想要吸引外資、恢復投資者信心，為什麼同時又要提高經濟壁壘呢？

答案可能在於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這些因素包括經濟疲軟、地緣政治競爭、國家安全考量，以及北京方面日益增長的擔憂，即中國的技術優勢可能會因資本外逃和外國影響而被削弱。

習近平承諾中國將「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但是現在看來，這與全國各地正在發生的政策發展越來越不符。與美國舉行峰會僅幾週後，北京就開始收緊貿易和市場准入，而且來勢洶洶，看不到任何緩和跡象。

中國經濟持續面臨重大結構性挑戰，包括國內需求疲軟、房地產市場長期低迷、地方政府債務壓力，以及外商投資放緩等。

在此背景下，北京越來越關注資金外流問題。

近期報導顯示，中國券商已大幅限制通過總收益互換（total return swaps，一種投資者常用的獲取海外投資機會的機制）進行的跨境投資活動。此舉被普遍視為遏制資本外流、加強政府對金融流動監管的更廣泛舉措的一部分。

中國新的海外投資法規也擴大了政府對對外投資、技術轉讓和跨境資本流動等方面的管轄權。

現實情況就是，北京不可能既接受不受限制的資本流動，又擔心資本外逃。

人工智能（AI）是促使北京收緊管控措施的另一個因素。如今人們普遍認識到，人工智能不再僅僅被視為一個商業產業，它關乎國家安全戰略。

北京方面認識到，人工智能是一項資源，在軍事現代化、情報收集、監控和經濟競爭力等領域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事實上，分析人士越來越將中美人工智能競賽視為本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競爭之一。

隨著美國出口管制繼續針對先進半導體和人工智能相關技術，中國正在通過對技術轉讓、人工智能人才流動和外國參與敏感領域等方面施加更嚴格的限制來做出回應。

近期出台的法規賦予中共執法部門對人工智能和其它戰略技術領域的海外投資更大的權力。

然而，北京的控制越加強，就越難讓外國投資者相信中國的科技行業仍然具有可及性（accessible）和可預測性（predictable）。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國決策者認為與美國的經濟對抗不是暫時的，而是結構性的。

毫無疑問，他們說的沒錯。

華盛頓繼續擴大出口管制、對與中共軍方有關聯的公司進行制裁，並限制先進技術。

最近，美國戰爭部（Department of War，簡稱DoW）擴大了其1260H條款清單（中國軍事企業清單），將眾多中國大型公司納入其中。

中國亦採取了出口管制措施，目標是參與國防、航空航天和稀土供應鏈等領域的美國公司。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加強對資本、技術和信息的控制，可以被視為應對長期經濟對抗的必要準備。

中國政策轉變中最少被討論的方面之一是外國投資者可獲得的透明度降低。

信息本身一直是一種戰略資源，缺乏信息則是一種風險因素，但是今天的情況更是如此。

數據限制、更嚴格的報告標準、信息共享的限制，以及對外國盡職調查活動的日益嚴格的審查，多重因素疊加使得國際公司越來越難以評估中國境內的風險。

這給投資者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

中國新的監管框架日益將經濟活動與國家安全考量聯繫起來，給跨國公司帶來了額外的合規負擔。

對於外國企業而言，透明度越低，風險溢價越高，投資熱情就越低。

中共政權還面臨著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那就是如何維持對國家的控制。中國的經濟改革時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市場自由化和融入全球經濟的基礎之上。

然而，中共政權的執政理念更加強調安全、韌性、自給自足和政治控制等。

這種轉變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北京經常用開放的語言來表達立場，同時卻實施加強國家監管的政策。

從中共政黨的角度來看，維持控制權始終優先於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資。

如果北京繼續走這條路，華盛頓和布魯塞爾不太可能袖手旁觀。事實上，一些應對措施已經浮出水面。

例如，歐洲越來越傾向於使用「降低風險」（de-risking）而非「脫鉤」（decoupling）的概念。雖然這兩個術語在範圍和速度上有所不同，但都反映了同一個更廣泛的目標：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基於此前提，未來對中國投資、關鍵技術和供應鏈實施更多限制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美國，五角大樓擴大第1260H條款清單表明，華盛頓越來越願意將中國公司歸類為與中國軍工複合體有關聯的公司。

其它認定可能會進一步限制其獲得美國政府合同、投資和合作的機會。

此外，美國國會和監管機構可能會加強對尋求進入美國資本市場的中國企業的審查。

未來仍有可能出台更多報告要求、投資限制和信息披露規則等。

如果緊張局勢持續升級，雙方都可能對戰略產業加徵關稅。

這種報復模式已經在稀土、國防採購和技術控制等領域顯現出來，並且可能會擴大並加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在台灣海峽、南海和印太地區，經濟競爭與安全競爭日益交織。

隨著經濟信任度下降，地緣政治風險往往會上升。

顯然，習近平承諾提高開放度旨在安撫全球投資者。然而，近期的政策決定表明，北京的優先事項另有其它。

資本管制、更嚴格的人工智能監管、透明度降低以及國家干預增加，都表明中國正變得越來越封閉，而不是越來越融入國際社會。

頗為諷刺的是，中共加強管控的每一步舉措，都可能加速北京極力避免的結果。隨著與中國的貿易和資本流動變得風險更高、成本更大，西方國家將被迫加大力度降低風險、減少對外投資，並加速重組全球供應鏈，以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作者簡介：

詹姆斯‧格利（James Gorrie）著有《中共危機：中國經濟崩潰將如何導致全球大蕭條》（The China Crisis: How China’s Economic Collapse Will Lead to a Global Depression, 2013）一書，並在其個人博客TheBananaRepublican.com上定期發表評論性文章，討論時事和中國問題。

原文：Xi’s Summit Promise of Openness Is Giving Way to Greater Control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