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7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宁海钟、骆亚报导）河南村镇银行储户无法取钱的事件继续发酵。7月10日有数千人上街抗争，这个事件本身的金融危机是中共怎样的政策背景下形成的呢？

旅美经济学家Davy Jun Huang7月11日对大.纪.元;分析表示，问题的根本是：中国所有金融机构都有强烈政策性，村镇银行也不例外。

“中国大陆的银行体系与目前主流的不同，分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与其它（其实就是泛金融机构，按照西方经济应该属于金融投资机构类别），虽然表面上严格意思的政策性银行只有3家，其实是所有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具有强烈的政策性，接近于官僚机构或者行政事业单位。”

Davy Jun Huang表示，本次的主角河南的四家村镇银行，属于商业银行的全国1633家村镇银行里面。中国大陆1998年开始，大银行采取集约经营方针，撤并县级网点，退出中西部省份的县域经济，信贷资金向中心城市、向优质客户、向建设项目集中。县域金融出现了真空，在此背景下，中国大陆的监管部门放开乡镇金融开办，村镇银行设立的宗旨就是所谓“农民银行”，城镇银行被赋予“立足地方、服务村镇”的市场定位。

他说，相对来说，村镇银行是在中国银行体系的监管中比较独立分散的存在，当然也是北京的监管之下，但是由于属于地区末端，业务量较少而零碎，相对监管上比较松。

而说到这些银行信用问题，国有银行一般有国家背书，央行管理特别严格，12家股份银行虽然也叫“股份公司”，但是其实基本都是国有控制。只有各地的城市商业银行与村镇银行，涉及面主要是地方层面。这些银行就是以“地方层面”作为信用的背书，国家层面就没有对国有银行那么“上心负责”。

Davy Jun Huang表示，中国大陆的地方层面银行（金融机构），归根到底就是中共特有的政策性的信用体系，并非国际主流的商业信誉、国家信用、商业担保等。它都是基于政策（行政）力量实现，并非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运行逻辑，当然，对于国有大型银行，北京还是尽量维持正常信用体系的健全与健康。

他表示，地方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日常运营水平大不如中国国有银行，但中国大型银行与国际主流专业银行差距也是不少。地方金融机构处于底层与非发达地区为主，“山高皇帝远”，而且近年通过所谓“互联网金融”悄然把业务进行跨地区发展，导致管理水平、监控程度与快速发展的业务的严重不匹配。

Davy Jun Huang据他研究资料和基于对体制的熟悉，分析河南村镇银行的事件，认为直接与互联网金融有关。

他说，村镇银行本来“吸收存款”能力就很低，前些年碰上所谓“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时代，在所谓“理财产品”洗脑形式宣传下，监管与管理水平没有跟上。互联网企业嗅到机会与这些中小银行合作，通过互联网打破地区限制吸收存款，于是各大金融“携客”也蜂拥而来。

但是各方利益瓜分完这些“拉客存款”分成后，问题来了。因为存款利息是要支付，这些银行必然把钱尽量贷款出去才可运行下去，那么必然导致管理水平与管理财富规模不匹配的问题，导致贷款质量问题。

而另一些资金，相当大是支持了当地，购买了地方债券或者贷款给对方融资企业。而这些资金如果不及时归还或者出现问题，就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尤其是近年疫情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碰上，导致这种银行无法兑付。

“整体看，这些银行爆雷事件，其实是大概6～8年前大吹什么互联网+、互联网无所不能、互联网大金融的结果罢了。这些年已经陆陆续续爆出，相信还有在后面。”Davy Jun Huang说。

Davy Jun Huang还表示，村镇银行出问题，也是行政过度干预市场的结果，一个“新方向”出现，也没有考虑正式严谨调研，就一窝蜂大跃进，出现风险是情理之中了。

据多家大陆媒体调查，涉及这次村镇银行存款爆雷的村镇银行，至少包括河南的四家及安徽的两家村镇银行：河南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柘城黄淮村镇银行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安徽固镇新淮河村镇银行、安徽歙县新淮河村镇银行，涉及到储户几十万，存款约400亿元。

责任编辑：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