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10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净综合报导）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10月23日落幕，会议通过了“十五五”规划建议，完成了例行议程，但暗流涌动的是一场震撼高层的人事大地震。多位政论专家指出，这场军队大清洗的背后，折射出习*近*平面临的多重权力困境。

10月23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68人、候补委员147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五五”规划《建议》，并决定增补张升民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何卫东、苗华、何宏军、王秀斌、林向阳、秦树桐、袁华智、王春宁、张凤中等人的处分决定，确认中央政治局此前对何卫东等14名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开除党籍处分。

对照中共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共有7人未按惯例递补，包括：火箭军副司令王立岩、联勤保障部队司令王抗平、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北部战区陆军司令石正露等。按照中共惯例，未被递补者通常意味着已涉严重问题。

此次四中全会对军方高层的处理规模空前。9名上将在同日被查，涉及军委副主席、火箭军、武警、东部战区等核心要害部门。这9名上将均由习*近*平亲自授衔。自2022年中共二十大以来，习*近*平亲授上将中已有14人落马，这一比例之高前所未有。

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政经最前线》节目中分析，中共军报在通报9名上将中使用了“忠诚失节”和“严重破坏党指挥枪原则和军委主席负责制”等措辞，这在中共政治话语体系中属于最严厉的定性。

“‘忠诚失节’这四个字的分量，远比贪腐指控重得多。”明居正说，“它暗示这些将领可能涉及叛变、政变，或者至少在重大路线问题上，比如对台政策与最高层产生根本性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被查的何卫东和苗华均属“闽江新军”成员，曾在短时间内获得火箭式提拔，却又迅速坠落，创下任职最短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的尴尬纪录。

这场清洗的真正目的是“敲山震虎”，明教授分析，在四中全会前夕高调处理9名上将，主要是向全党尤其是军队高层发出警告：必须绝对服从。自十八大以来，已有至少15名上将因违纪落马，占现役上将人数的四到五成。这不仅暴露用人机制的系统性问题，更显示军队内部贪腐之严重，这必然会削弱军方的战斗力与凝聚力。

从对台形势来看，影响尤为严重。中共火箭军连续四任司令员倒台，东部战区等对台一线单位接连出事，对其战备能力和威慑效果构成重创。

在这次人事调整中，张升民从军委委员升任军委副主席成为焦点，但他却未能按惯例进入中央政治局。对于这场军队人事调整的决策主体，多位专家分析的观点迥异。

中国问题专家章天亮在《天亮时分》节目中表示，这一“破例”安排，体现了最高层对纪委系统“酷吏”的制衡考量。

章天亮分析说，按照中共惯例，中央军委副主席通常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享有副国级待遇。张升民作为军纪委出身的将领，此前主导了多轮军队反腐，立下“汗马功劳”。他的晋升是意料之中的，主要作用是分担另一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权力，避免一人独大。但张升民未能进入政治局，这是一个重大信号。

“纪委系统的官员掌握大量敏感信息和把柄，容易形成独立的权力体系。”章天亮说，“所以张升民虽然获得晋升，但权力受到明确限制，未能享受最高政治待遇。这是对‘干脏活的酷吏’的防范和制衡，防止其权力过度膨胀。”

此外，四中全会没有任何潜在接班人能晋升为军委副主席，这表明最高层正在为二十一大连任做准备，延续现有权力结构。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在《靖远开讲》节目中提出了更为尖锐的观察。

唐靖远表示，张升民在升任军委副主席的同时，据称仍兼任军委纪委书记，且代理原政工部主任的部分工作。这意味着他同时掌握了军队的“刀把子”（纪检）和人事大权，成为含金量极高的实权派。全会后的军委领导层，除去习*近*平本人，形成了张又侠、张升民、刘振立三名将领的格局，而这三人被认为并非习的核心亲信，甚至可能已经反目。

更关键的是，张升民未入政治局在中共体制内极为罕见。根据“党指挥枪”原则，军委副主席通常需进入政治局，以确保接受党的最高领导。张升民未入局，可能意味着习*近*平所在派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直接干预，有利于张在军队内部的独立运作。

“这种情况与胡锦涛刚担任军委主席时很相似”，唐靖远说，“当时军委副主席都不是胡的亲信，军权实际被架空。”此外，本届中央军委成员人数仅为四人，是中共历史上最少的一届，被认为是军队清洗尚未完成的直接体现。

由此，唐靖远认为，尽管表面上习*近*平大权在握，但军委架构的调整及张升民的特殊地位，可能进一步显示习军权被架空的迹象。

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陈破空纵论天下》节目中，对中共四中全会的整体状态提出了“半瘫痪”的判断。他表示，此次会议气氛诡异，人事几乎未获补齐，加上闭幕地点临时从京西宾馆移至人民大会堂，种种不寻常迹象显示高层权力结构已处于异常状态。

陈破空说，会议场地变化成为一大焦点。中共中央全会传统上在京西宾馆召开，但闭幕式却突然转移至人民大会堂。这一情况与五年前十九届四中全会相似，当时因有中央候补委员在京西宾馆跳楼自杀而紧急转移。这种临时变动，结合会议期间戒备森严的传闻，暗示会中可能发生了突发事件。

他说，更严重的是，中共核心机构呈现“残缺不全”状态。中央军委仅张升民一人晋升，总数仍未补齐；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的缺额均未填补，中央委员会以近20%的缺额运行，这是改革开放后罕见的不正常现象。中央委员实际出席人数仅168人，出席率约82%，为1992年以来最低。

陈破空分析，缺席者除少数已公布落马或身亡者外，相当一部分是“正在受审查”但未被公开处理的高级官员，显示反腐整肃范围之广。

唯一的人事变动是张升民晋升，也反映了权力制衡的现实。陈破空认为，张升民未能同时晋升政治局委员，反映了高层对提议的抵制和反对，显示习*近*平的决策权已不能“一言九鼎”。此外，会前李干杰与石泰峰对调中组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职位，也被视为人事权旁落、权力向非亲信派系平衡的迹象。

陈破空总结说：“虽然习*近*平保住了三个职位，但事实上已经丧失了决策权，尤其是人事决策权。在第三任期伊始就呈现‘严重跛脚’状态。”

加拿大独立时评人公子沈在《公子时评》节目中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四中全会揭示的深层危机。他认为，这场人事清洗反映出习*近*平的焦点已从政治斗争转向清除“不称职”或“不听话”的人，但这种做法正在导致政权根基的动摇。

公子沈表示，不同于过去的政治路线斗争，此次清洗更像是在“清理门户”。由于政治对手和“靠山”已被肃清，被提拔上来的官员一旦被认为“工作不称职”“玩忽职守”“贪污腐败”或“阳奉阴违”，就会被视为“不听话”。在政治斗争结束后，能力和忠诚度被提到更高位置。然而，这种持续清洗正在造成严重后果。

“尽管最高层权力看似稳固，但在中间层和基层，有能力的人越来越少”，公子沈强调，“越来越难以信任下级干部。这些干部表面效忠，私底下却因经济发展受阻、与西方关系恶化、贪腐风险等，对大政方针感到不满。”这种“表里不一”导致中央委员人数减少，反映了最高层的“失望和愤怒”，必须通过持续的“换人”和“清洗”来维持统治。

公子沈判断，这种状态类似于毛泽东时代激活文革清洗官僚机器的逻辑，显示政权已“摇摇欲坠”。他预言：“内忧外患将在未来5到10年内加剧，中国将面临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会议公报公布的“十五五”规划虽然重新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其核心仍是“维稳”，所有的宣传和“复兴”口号本质上都是为“强化政权稳定”服务的“障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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