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7月04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Kay Rubacek撰文／信宇编译）面对大批青年学子，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还没说完“人工”（artificial）这个词，现场嘘声就开始了。

上个月，这位科技巨头谷歌（Google）前首席执行官（CEO）站在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的毕业典礼上，准备发表他可能已经发表过十几次的演讲：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是下一个伟大的变革，毕业生是其当之无愧的创造者。

他刚说到这项技术将“影响到每个行业、每一间教室、每一家医院、每一个实验室、每一个人，以及你拥有的每一种关系”。话还没说完，现场嘘声就响了起来。“我听见了。”他轻声说道。嘘声依旧，施密特也同样如此，他实在无法完全掩饰内心的尴尬。

他的遭遇并非孤例。一周前，在中田纳西州立大学（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总部位于田纳西州的大机器唱片公司（Big Machine Records）首席执行官（CEO）斯科特・博切塔（Scott Borchetta）告诉毕业生们：“就在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人工智能正在重塑音乐制作。”毕业生们立刻发出嘘声。他以严厉的爱回应道：“我知道。接受现实吧。”但嘘声却越来越大。

一周前，房地产高管格洛丽亚・考菲尔德（Gloria Caulfield）在中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演讲时，刚提到“下一次工业革命”（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这个说法，听众就爆发出一阵欢呼。“好吧，我捅了马蜂窝。”她难以置信地举起双手，转过身说道，显然是措手不及。

他们都措手不及。然而，庄严的毕业典礼通常不是这样的。

上一代人对掌控世界的人也有自己的不满，但他们很少会在自己的毕业典礼上，在家人面前，站起来告诉一个陌生人，他们不相信这个人，也不相信这个人对他们未来的预测。

如果仅仅将这种反应解读为对严峻就业市场感到焦虑，那就很容易理解了。但当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一代人如何与科技共存时，就会发现他们的世界观截然不同。

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盖洛普咨询调查公司（Gallup）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Z世代（Gen Z，指1997—2012年出生的群体，是首批在全数字化、互联网和社群媒体环境中成长的数字原住民）对人工智能（AI）的使用率已经趋于稳定，但他们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却并未改变。一年来，兴奋度下降了14个百分点，仅为22%。而愤怒度则上升了9个百分点，达到31%。即使是那些每天都使用人工智能的人，热情度在过去12个月里也下降了18个百分点。现在，十分之八的人认为人工智能会使学习更加困难。42%的人认为它会损害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认为它会有所帮助。近一半的人表示，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风险现在超过了其益处，这个比例较上一年大幅上升。当被问及他们真正信任谁的工作时，69%的人表示信任人类的工作。只有3%的人表示信任人工智能本身的工作。

盖洛普的另外一项独立研究发现，47%的大学生因为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影响而认真考虑过更换专业。其中16%的人已经更换了专业。那些最常使用人工智能的学生，例如科技、商业和工程专业的学生，​​也最有可能重新思考自己当初选择的专业是否正确。

孩子们知道，他们每天接触的每件设备都内置了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正在逐步取代他们曾经被告知在各种职业中需要掌握的技能。

他们知道人工智能承诺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好”（Better）、“更轻松”（Easier），但他们却觉得人工智能正在削弱他们的认知能力、挑战感和成就感，而房间里的成年人——或者那些在毕业典礼舞台上被推举为榜样的人——则在疑惑为什么年轻人对人工智能的热情不如他们预期的那样高涨。

我们本该预料到这种情况。研究人员表示，Z世代是近代以来上第一个认知能力不如父母同龄人的世代，尽管他们接受的教育更多，获取的信息也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代人都多。

今年一月，美国神经科学家贾里德・库尼・霍瓦特（Jared Cooney Horvath）在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U.S. Senate Commerce Committee）作证时指出，过去二十年间，发达国家大部分地区年轻人的注意力、记忆力、读写能力、计算能力、推理能力和一般智商等——这些关键的认知能力指标——都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他认为课堂屏幕（Classroom Screen）和教育技术（Education Technology）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并指出大脑原本就不是为了适应这些工具的教学方式而构建的。工具越多，数据越多，大脑的学习能力就越弱。

近两个世纪以来，每一代人的智力测试结果都比上一代人更高。研究人员称之为“弗林效应”（Flynn Effect，指智商测试平均分数随时代推移逐渐上升的现象，最早由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于1982年，并由新西兰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进一步研究命名），这个效应在战争、经济萧条和帝国崩溃中都得以延续。这曾是长达两百年的辉煌纪录。霍瓦特告诉参议员，这个纪录如今已经终结。

那些对演讲者发出嘘声的毕业生们对此并不感到困惑。他们正在亲身经历这一切。他们就是最好的例证。

一年前，我曾撰文探讨过这一代人对此作出的另一种反应。当时黑胶唱片（Vinyl Record）的销量超过了CD，而且大部分购买者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手写日记、钩针编织、静静散步，以及一种名为“零发布”（Posting Zero）的潮流兴起，年轻人不再在网上展示自己的生活。这种平静的反叛看似一种退缩，但如今已被更响亮、更大胆的行动所取代。这向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发出了一个需要关注的信号。

老一辈人看待人工智能的方式，往往和我们看待大多数新技术一样：把它当作一种工具，要么有效要么无效，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合适的时机接受或抵制它。而年轻一代没有这种距离感，他们愤怒地反驳那些创造、出售或率先从中获利的人，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利用他们的青春作为一场大型实验的后果。

下一代或许无法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取得所有考试的优异成绩，但他们依然拥有完整的人类智慧。孩子们没有权利选择是否参与那些旨在改变他们自身发展的实验，然而这些毕业生却找到了一种响亮地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无论如何，我希望他们的意见能够被当权者和公众重视。

作者简介：

凯·鲁巴塞克（Kay Rubacek），是一位屡获殊荣的电影制作人、作家和播客主持人。她因人权倡导工作于2001年一度被关押在中共监狱中，此后一直致力于揭露那些贬低人类生命和主权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自2010年以来，她一直是《大.纪.元;时报》的撰稿人。

原文：The Kids Are Not Okay With AI. And They Know It.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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