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災難襲來(3)

(一）躲不開的陽謀

1957年，母親終於在大鳴大放的「和煦春風」中，突破了沉默多年的心理禁區，小心翼翼的向托兒所所長倪佩蘭講起她對丈夫「反革命案件」的懷疑：不是說革大學習以後，他的所有歷史問題都交待了嗎？作為「班主任」的鄧小平不是在散學典禮上向他們宣佈：「你們終於丟下沉重的歷史包袱，從此可以輕裝上陣,參加革命的隊伍了嗎？」不是曾許諾讓他充任當時十分稀缺的大學教師麼？政府的政策怎麼就突然變了呢？

還有，那「反革命活動經費」就純屬子虛烏有了，那家庭的積蓄怎麼被當成了「活動經費」呢？

母親在大鳴大放中的這幾句疑問，使她鑽入了毛澤東的「陽謀」圈套，讓她付出了一生的慘重代價！

我回來後不幾天，周生碧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在那裡還有張世模，這些年齡上屬於我長輩的人，是看著我長大的。她們不得不從心底裡承認，在所有托兒所家屬的孩子中，我是最勤勞、最刻苦，也是最乖的一個孩子。

入學重大以後，她們改變了過去的眼光，表面上非常客氣，相見時顯出一種尊重來。但我在她們面前始終保持著一種「戰戰兢兢」的謙恭。

「我們找你來是想向你瞭解一些情況，也讓你來參加對你母親的幫助。」張世模說。「你媽媽在鳴放期間給你寫過信嗎？」

周生碧抽出鋼筆，開始在小本子上記起來。我點了點頭，並沒有領會她們的意圖。「這些信談到你的父親了麼？」張世模接著問，用狡狤的眼光盯著我。我遲疑了一下，又點了點頭，但不明白問這幹嘛。

「你媽一共給你寫過多少信？」

她們想調查什麼？

我想到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那不都是一些來往的信件麼，心中一愣。

母親確實把她對父親被捕的種種疑慮，以及她在鳴放會上的發言寫信告訴了我，但那又怎麼構成犯法了呢？我如實回答：「大概有二、三封吧。」

張世模帶著顯然是裝出來的「寬慰」和「鼓勵」對我說：「小伙子，你已是大學生了，前途遠大，好好讀書，對你母親要幫助她一下，舊社會的人常鑽牛角尖，腦筋轉不過彎來。」

她們的盤問使我莫名其妙，十九歲對於我真是太懵懂了，我絕沒想到一場橫禍已經悄然逼近。

回到家，外婆笑瞇了眼睛，在她看來，一家四口人，兩個外孫，尤其是我，是她生命的寄托和延伸，她是可以為我倆付出一切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