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灾难袭来(3)

(一）躲不开的阳谋

1957年，母亲终于在大鸣大放的“和煦春风”中，突破了沉默多年的心理禁区，小心翼翼的向托儿所所长倪佩兰讲起她对丈夫“反革命案件”的怀疑：不是说革大学习以后，他的所有历史问题都交待了吗？作为“班主任”的邓小平不是在散学典礼上向他们宣布：“你们终于丢下沉重的历史包袱，从此可以轻装上阵,参加革命的队伍了吗？”不是曾许诺让他充任当时十分稀缺的大学教师么？政府的政策怎么就突然变了呢？

还有，那“反革命活动经费”就纯属子虚乌有了，那家庭的积蓄怎么被当成了“活动经费”呢？

母亲在大鸣大放中的这几句疑问，使她钻入了毛泽东的“阳谋”圈套，让她付出了一生的惨重代价！

我回来后不几天，周生碧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在那里还有张世模，这些年龄上属于我长辈的人，是看着我长大的。她们不得不从心底里承认，在所有托儿所家属的孩子中，我是最勤劳、最刻苦，也是最乖的一个孩子。

入学重大以后，她们改变了过去的眼光，表面上非常客气，相见时显出一种尊重来。但我在她们面前始终保持着一种“战战兢兢”的谦恭。

“我们找你来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也让你来参加对你母亲的帮助。”张世模说。“你妈妈在鸣放期间给你写过信吗？”

周生碧抽出钢笔，开始在小本子上记起来。我点了点头，并没有领会她们的意图。“这些信谈到你的父亲了么？”张世模接着问，用狡狤的眼光盯着我。我迟疑了一下，又点了点头，但不明白问这干嘛。

“你妈一共给你写过多少信？”

她们想调查什么？

我想到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那不都是一些来往的信件么，心中一愣。

母亲确实把她对父亲被捕的种种疑虑，以及她在鸣放会上的发言写信告诉了我，但那又怎么构成犯法了呢？我如实回答：“大概有二、三封吧。”

张世模带着显然是装出来的“宽慰”和“鼓励”对我说：“小伙子，你已是大学生了，前途远大，好好读书，对你母亲要帮助她一下，旧社会的人常钻牛角尖，脑筋转不过弯来。”

她们的盘问使我莫名其妙，十九岁对于我真是太懵懂了，我绝没想到一场横祸已经悄然逼近。

回到家，外婆笑眯了眼睛，在她看来，一家四口人，两个外孙，尤其是我，是她生命的寄托和延伸，她是可以为我俩付出一切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