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漢字的起源，中國五千年來的歷史文獻都記載：倉頡造字。
但是近代以來，特別是「五四」運動，催生出反傳統、西學崇拜的所謂「新文化」運動以後，一些學者標新立異，否定「倉頡造字」說，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曲解、改造歷史，創立漢字起源新說，提出：
文字起源於刻劃符號（代表人物︰郭沫若）；文字起源於圖畫（代表人物︰唐蘭）；文字是勞動人民創造，非一人一時的產物（代表人物︰魯迅、郭沫若）……等等。
這種種說法，無事實依據，不能自圓其說，屬個人主觀臆斷，經不住質疑、推敲。但因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及師徒相傳的學術派別利益，竟成了當今古文字學界的主流觀點，被當成漢字起源的理論。
下面，就讓我們來辨析其謬︰
一、漢字起源的「刻符號說」與「圖畫說」之謬
近代以來，中國考古界先後發現了一系列較殷墟甲骨文更早，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出土資料，包括原始社會晚期（如仰紹文化時期的半坡遺址、大汶口黑陶）及有史社會早期出現在陶器上的刻畫或彩繪符號，也包括一些少量的刻寫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號。
其中最早的刻畫符號，出現在賈湖遺址（河南省舞陽縣舞渡鎮賈湖村），距今已有八千多年的歷史。
據此，一些專家逐漸提出漢字起源的「刻畫符號說」與「圖畫說」。
劉大白在1933年《文字學概論》中說︰「先有記號，後有圖畫……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文字是發生於記號和圖畫二源的，而記號一源，更早於圖畫。」
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辨證的發展》一文中說︰「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類似文字的簡單刻畫，和器上的花紋判然不同。……彩陶上的那些刻畫記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
唐蘭在其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古文學導論》中持「文字的起源是圖畫」的觀點。而在其40年代所寫的《中國文字學》中，觀點有所變化︰「最初的文字是書契，書是由圖畫來的，契是由記號來的。」
周有光、朱德熙也是持文字起源於圖畫的觀點，認為文字起源於圖畫，圖畫文字是文字的先驅。
1973年，古文字學專家于省吾對半坡遺址的陶片上的刻畫符號，進行研究和破譯，開了將刻畫符號當作文字研究的先河；隨後，唐蘭對山東大汶口遺址的陶片上的刻畫符號，也進行「文字」研究和破譯；再後來，李學勤把二里頭遺址的陶片上的刻畫符號，和賈湖遺址的陶片上的刻畫符號，認定為「文字」。
但是，用「文字」的標準衡量一下，這些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1.文字是記錄語言、表達思維的書寫符號系統。凡不能記錄口語、不成系統的各種符號，都不能說是文字。
2.漢字是形、義、音的統一體，三者缺一不可。
3.文字能綴連成詞、句、文章，表達明確、複雜的思想與觀念。凡不能隨意組合使用、表達明確思維的，均與文字無涉。
刻畫符號是陶工用來記數、記事等的記號，即使再複雜，也與文字無關。到春秋戰國時期，陶工還在使用刻畫符號就是明證。
圖畫雖有形、有意、有理，卻無聲。圖畫不經抽象、演繹、賦音，是不可能自然轉換為文字的。圖畫可以任意描繪，而始終是圖畫。所以歷史上各種各類繪畫多了去了，沒有一例演變成文字的事實。
刻劃符號與圖畫，在文字產生之前就存在；文字產生之後，它們仍然存在。三者互相獨立，互不干擾。儘管它們之間有著很多相似之處，但始終不屬於同一系統。
刻劃符號就是刻劃符號，圖畫就是圖畫，無論歷史怎麼久遠，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刻劃符號與圖畫，始終沒有具備過文字的性質與功能。
二、漢字起源的「群造說」之謬
漢字起源的「群造說」認為︰文字非一人一時所造，而是廣大勞動群眾在長期的生活勞動中逐步創造出來的；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文字整理者或頒布者。
1926年，魯迅在《中國文學史略》（在廈門大學教課時的油印講義）中說︰「要之文字成就，所當綿歷歲時，且由眾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誰為作者，殊難確指，歸功一聖，亦憑臆之說也。」
魯迅在《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中更以有些調侃的口吻說：「在社會裏，倉頡也不是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了，史官一採集，就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來由，恐怕逃不出這例子。」
魯迅的上述論斷，正可謂「憑臆之說」，真乃「門外」談「文」。比如漢字出現那會兒，鐵器是否出現恐還未知，至少沒有普及到勞動大眾，何來「在刀柄上刻一點圖」之說？
1972年，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發展》一文中說：「文字是語言的表象。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語言一樣，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選練、發展出來的。它決不是一人一時的產物。」
裘錫圭也同意這種觀點，他說：「原始漢字在原始社會晚期出現的時候，是勞動人民的創造。」
然而事實是：歷朝歷代的文獻上，沒有一條「勞動人民創造文字」的記錄，卻都記載「倉頡造字」。上古勞動人民都是「文」盲，說「文」盲創造了文字，豈非天方夜譚？所以所謂的「文字是勞動人民創造的」的說法，不過是對馬列毛「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說法的附會，純屬主觀臆造。
勞動人民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其長項是製造並使用各種工具與農具等，而不是文字；文字是勞心者發明並使用的。
史籍中不僅記載倉頡造字，而且記載倉頡造字的緣起，記載倉頡造字的思路、原理、方法，還記載了當時倉頡所造的一些字。如果參照前文《漢字的起源》、《漢字的造字理念與原則》、《漢字造字法－－「六書」》、《漢字造字揭秘－－系統設計，模組構建》，則「倉頡造字」說尤為合理可信，而「勞動人民造字」說則更顯荒誕無稽。
第一，史籍明載，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倉頡造字」說已經是當時社會的一種常識。
近代以來，通過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及與不同來源資料的多方互考印證，中國古史記載的可信度相當之高。
如西晉初年，由盜掘汲郡（今河南省汲縣，戰國時為魏地）魏王墓冡而現世的《汲冡書》中的編年古史──魏國史書《竹書紀年》，關於商周史實的很多記載與甲骨文、金文吻合，中國大陸2000年完成的大型史學研究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文獻資料大多依據《竹書紀年》。
再如，通過對甲骨卜辭等不同來源資料的研究表明，《史記．殷本紀》關於商代帝王世系的記載是基本可信；就是一些歷來為史學家以其「言不雅訓」而不屑的傳統文獻，如《五帝德》（今見載於《大戴禮記》。其中第六十二篇，記載宰我向孔子請教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事）、《帝系》（《大戴禮記》第六十三篇篇名，記黃帝至禹之世系）、《山海經》（相傳為禹之輔臣伯益所作）等，也被證明具有表示事實的一面。
所以，在沒有確鑿證據證非的情況下，對古史的記載一概採取懷疑乃至否定的態度，顯然是不可取。
第二，現存最早成體系的漢字是殷商甲骨文，其歷史上限至少在3300年以前。
但從考古資料看，至少在虞夏時期已經有正式文字。如1975年以來，在山西省的襄汾縣陶寺遺址（公元前2500年～前1900年）所出的一件扁陶壺上，就發現有毛筆朱書的「文」字。
而甲骨文字單字，據孫海波《甲骨文編》的統計，多達5949個（其中多有同字異構，據最新研究，約為3500個左右），研究發現，甲骨文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完全符合「六書」原理。
這說明，甲骨文的產生，應該是更久遠的事情。倉頡所處的年代大約在四千五六百年以前，由前文《漢字的起源》介紹可知，倉頡造字是一種有緣起（「庶業其繁，飾偽萌生」）、有理論指導原則（「分理之可相別異」）、有具體實現方法（「依類象形」，「形聲相益」）、有實現結果（「百工以乂，萬品以察」）之自覺的創造活動。以甲骨文相對照，說漢字為倉頡所造，從歷史沿革上講是合理的。
第三，人類創新活動的事實表明，歷史上所有的重要思想、理論的形成和重大發明、發現，都是由個人獨立完成的。而且這些重要的創新成果即使讓大眾認識和接受，往往也要經過一個困難、漫長的過程。
而大眾在接受和使用這些創新成果的過程中，只會使其簡單化、庸俗化，而絕無使其系統化、精細化的現象發生（技術領域除外）。由此可見，倉頡造字說符合創新規律。
第四，以聲符為字根的新的漢字分類表《字族表》（收字一萬四千餘個）表明，漢字造字時聲符的選擇，是經過精心設計的，絕無隨意使用或倚重於某些常用字或簡單字的現象發生。
尤其當《漢字造字揭秘——系統設計，模組構建》揭示了漢字造字的玄機之後，所謂「文字非一人一時所造，而是廣大勞動群眾在長期的生活和勞動中逐步創造出來的」的「憑臆之說」，亦無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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