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akai Elías Calles　編譯／健康內容團隊

有過瀕死體驗的人，在研究中一再被觀察到同一個現象，他們「回來」之後，人生發生了深刻而且持久的改變。這種改變可以追蹤、可以比較，而且不分文化、年齡、信仰背景，都呈現出一致的模式。

至於這種改變該怎麼解讀，你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立場；但改變本身，是研究者反覆確認過的事實。

1984 年 7 月 2 日，奈德·道格帝（Ned Dougherty）在一場商業糾紛後突然倒地。醫療紀錄顯示他一度呼吸、心跳停止，臨床死亡的時間長達一小時六分鐘。道格帝說：「在那個時間點，我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都已經死了。」

道格帝後來回憶，他感覺自己的意識離開了身體，看著醫護人員在一旁搶救，接著進入一片光裡，那光比陽光還亮，卻不刺眼、不讓人難受，他還在那裡遇見了已經過世的越戰袍澤。

這是道格帝的個人陳述，不是能獨立查證的事實。不過接下來發生的事，是外人看得到的：他賣掉夜總會，戒了藥和酒，開始做一些他過去看不起的工作，刷馬桶、倒垃圾、在路口指揮交通。四十年來，他不斷演講、寫作，講述自己的經歷。

而道格帝並不是特例。

2024 年，目前規模最大的瀕死體驗資料庫「瀕死體驗研究基金會」（NDERF）做過一份調查：將近八成有過瀕死體驗的人表示，回來以後人生出現了中度到重大的改變，有人重新排列人生的輕重緩急，有人換了跑道，選了新的職業方向，甚至整個看世界的方式都變了。

不過，最有分量的科學證據，來自一項設計更嚴謹的前瞻性研究。

荷蘭心臟科醫師皮姆·范·洛梅爾（Pim van Lommel）和團隊，針對心跳停止後被救回的存活者，做了一項前瞻性研究，並於 2001 年發表於《刺胳針》（Lancet）。所謂「前瞻性」，是指他們在事件一發生就立刻記錄、再往後長期追蹤，而不是事後靠當事人回憶。研究還設了對照組，也就是同樣心跳停止，但沒有瀕死體驗的存活者，並在兩年、八年之後分別回訪。

結果發現，和沒有瀕死體驗的存活者相比，有過瀕死體驗的人：對死亡的恐懼明顯降低，更傾向相信死後仍有某種形式的存在、對生命意義的追尋更強烈，也表現出更多的慈悲與愛。

更關鍵的是，這些改變到了八年後的追蹤，不但沒有褪色，有些甚至更深了。這一點，讓研究者排除了「只是一時的心理反應」這種解釋。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精神科醫師布魯斯·格雷森（Bruce Greyson）主持了目前追蹤時間最長的瀕死體驗資料庫，把受訪者在事件當下和二十年後的態度拿來對照。他的結論是：瀕死體驗是「態度改變能長期維持的一個異常案例」，因為人生大多數的高峰經驗都會隨時間變淡，唯獨這類改變不會。

傑佛瑞·朗（Jeffrey Long）醫師在 2024 年發表於《復甦》（Resuscitation）期刊的研究裡，比較了 834 位有瀕死體驗的人，以及 42 位曾一度瀕臨死亡、卻沒有瀕死體驗的人，歸納出三個反覆出現、像是「改變引擎」的共同元素。

先提醒一句：朗是 NDERF 資料庫的創辦人，同時也是本文作者正在拍攝的紀錄片《最後時刻》（Final Hours）的受訪者。讀者在看他的說法時，最好把這層身分一併考慮進去。另外，NDERF 屬於非正式的自我申報資料庫，並非經過獨立同儕審查的臨床資料。

關鍵一：在心跳停止的當下 親身「看見」自己的意識還在

幾乎每一位瀕死體驗者提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在體驗當下「發現」自己的意識，在身體停止運作之後居然還在，這不是別人告訴他們的，而是他們親身感覺到的。

很多人描述，在臨床上已經失去意識的狀態下，自己「看到」了急救現場的細節，這些細節事後還被醫護人員證實。

朗從資料庫裡分析了兩百多個「離體觀察」的案例，聲稱其中超過 98% 的描述事後被證實準確。這個數字要保守看待：它出自他自己管理、性質非正式的資料庫，而不是由獨立研究者在受控條件下驗證出來的。這是一個值得認真追下去的方向，但還算不上已經定案的科學結論。

關鍵二：他們帶著一個「任務」回來

使命感，是把一次體驗真正轉化成另一種活法的催化劑。

道格帝說，他在體驗中被交代要去做慈善，把祈禱帶進日常生活；回來以後，他花了三十年演講與寫作。

另一個廣為人知的案例是丹尼恩·布林克利（Dannion Brinkley）。1975 年 9 月 17 日，他在南卡羅萊納州講電話時被雷擊中，臨床死亡28分鐘。他描述自己在體驗中被告知要去幫助臨終的人。1997 年，他共同創辦了非營利組織「微光旅」（The Twilight Brigade），專門確保不讓任何一位退伍軍人在無人陪伴下離世。至今他累積了超過三萬四千小時的安寧照護志工時數，陪伴兩千多人走完最後一程。

研究者也注意到，這種使命感往往伴隨著不小的個人代價，放下原本的事業，投入幾十年沒有酬勞的工作。正因為這個模式在許多案例裡一再出現，研究者才把它看成瀕死體驗現象的一項定義特徵，而不是偶然的副產品。

關鍵三：從每一個你傷害過、幫助過的人眼中 重看自己一生

有一部分瀕死體驗者描述，自己在體驗中經歷了一場「人生全景回顧」：從每一個和他有過交集的人的角度，去感受自己當年的言行給對方帶來了什麼；同時衡量自己這一生，是否對得起某種共通的道德標準。

朗認為，這或許正是這種改變之所以持久的關鍵。改變並不是建立在「相信死後有另一個世界」這種信念上，相信這件事的人很多，生活卻沒有因此改變；改變是來自親身感受到自己被看見，是從每一個受過自己影響的生命「內部」被看見，並接受一種無法歸因於自身創造的善的標準來衡量。

這三個要素在一次經驗中同時實現，就足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人生。這是個引人深思的觀察。

不管你怎麼解讀瀕死體驗，是意識在臨床死亡後真的延續了下去、是大腦在極端狀態下產生的強烈錯覺，還是某種我們現在還沒有語言足以描述的現象，有一件事研究一再確認：某些瀕臨生死邊界的體驗，能在一個人身上留下持久而根本的改變，讓他不再那麼怕死、更在意別人，也用不一樣的尺去衡量自己的人生。

精神科醫師布魯斯·格雷森在二十年後的追蹤裡說，人生大多數的高峰經驗都會隨時間退去，這類改變卻不會。

無論我們如何解讀體驗的「內容」，「改變本身」都是一個值得認真看待的現象。它提醒我們：關於意識的本質、關於生命的意義，人類的理解力還停在邊界上，那裡仍是我們正在探索的地方。

作者簡介：本文作者馬科·埃利亞斯·卡葉斯（Makai Elías Calles）目前正在拍攝紀錄片《最後時刻》（Final Hours），延伸「意識從何而來？」系列， 2026 年 6 月首映。他在這篇文章裡，既是報導者，也是這個題目的積極研究者與紀錄者。

在製作過程中，他訪問過一位前哈佛神經外科醫師（因腦膜炎陷入昏迷後有過瀕死體驗）、一位在心臟手術中心跳停止的棒球投手、一位在車禍中受創的年輕女性，以及一位器官衰竭的癌症患者。他說：「他們的體驗完全不同，但他們拿這段體驗去做的事，是一樣的。」

常見問題

Q：瀕死體驗在科學上被認可嗎？

就「人們在瀕臨死亡後會報告某種主觀體驗」這件事來說，它是有研究基礎的現象。范·洛梅爾等人發表在《刺胳針》的前瞻性研究、格雷森在維吉尼亞大學的長期追蹤，都是相當嚴謹的嘗試。但這些體驗的「本質」到底是什麼，是意識能在身體之外繼續存在的證據，還是大腦在極端壓力下產生的複雜神經現象，科學界目前並沒有共識。這是一個還在進行中的討論，而不是已有定論的領域。

Q：這些體驗者說的，我可以「相信」嗎？

研究者常見的做法是：把體驗者的陳述，當成「真實發生過的主觀體驗」來認真看待，並研究它帶來的後續影響，也就是它如何改變一個人的行為和態度；至於體驗中那些超自然的部分，則在方法上保持開放，也保持謹慎。這樣的立場，讓研究者不必先認定「死後有另一個世界」，也能對這個現象做出有意義的研究。

原文「These People Visited the 'Other Side,' and Came Back Completely Changed」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林本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