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akai Elías Calles　编译／健康内容团队

有过濒死体验的人，在研究中一再被观察到同一个现象，他们“回来”之后，人生发生了深刻而且持久的改变。这种改变可以追踪、可以比较，而且不分文化、年龄、信仰背景，都呈现出一致的模式。

至于这种改变该怎么解读，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立场；但改变本身，是研究者反复确认过的事实。

1984 年 7 月 2 日，奈德·道格帝（Ned Dougherty）在一场商业纠纷后突然倒地。医疗纪录显示他一度呼吸、心跳停止，临床死亡的时间长达一小时六分钟。道格帝说：“在那个时间点，我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已经死了。”

道格帝后来回忆，他感觉自己的意识离开了身体，看着医护人员在一旁抢救，接着进入一片光里，那光比阳光还亮，却不刺眼、不让人难受，他还在那里遇见了已经过世的越战袍泽。

这是道格帝的个人陈述，不是能独立查证的事实。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是外人看得到的：他卖掉夜总会，戒了药和酒，开始做一些他过去看不起的工作，刷马桶、倒垃圾、在路口指挥交通。四十年来，他不断演讲、写作，讲述自己的经历。

而道格帝并不是特例。

2024 年，目前规模最大的濒死体验资料库“濒死体验研究基金会”（NDERF）做过一份调查：将近八成有过濒死体验的人表示，回来以后人生出现了中度到重大的改变，有人重新排列人生的轻重缓急，有人换了跑道，选了新的职业方向，甚至整个看世界的方式都变了。

不过，最有分量的科学证据，来自一项设计更严谨的前瞻性研究。

荷兰心脏科医师皮姆·范·洛梅尔（Pim van Lommel）和团队，针对心跳停止后被救回的存活者，做了一项前瞻性研究，并于 2001 年发表于《刺胳针》（Lancet）。所谓“前瞻性”，是指他们在事件一发生就立刻记录、再往后长期追踪，而不是事后靠当事人回忆。研究还设了对照组，也就是同样心跳停止，但没有濒死体验的存活者，并在两年、八年之后分别回访。

结果发现，和没有濒死体验的存活者相比，有过濒死体验的人：对死亡的恐惧明显降低，更倾向相信死后仍有某种形式的存在、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更强烈，也表现出更多的慈悲与爱。

更关键的是，这些改变到了八年后的追踪，不但没有褪色，有些甚至更深了。这一点，让研究者排除了“只是一时的心理反应”这种解释。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精神科医师布鲁斯·格雷森（Bruce Greyson）主持了目前追踪时间最长的濒死体验资料库，把受访者在事件当下和二十年后的态度拿来对照。他的结论是：濒死体验是“态度改变能长期维持的一个异常案例”，因为人生大多数的高峰经验都会随时间变淡，唯独这类改变不会。

杰佛瑞·朗（Jeffrey Long）医师在 2024 年发表于《复苏》（Resuscitation）期刊的研究里，比较了 834 位有濒死体验的人，以及 42 位曾一度濒临死亡、却没有濒死体验的人，归纳出三个反复出现、像是“改变引擎”的共同元素。

先提醒一句：朗是 NDERF 资料库的创办人，同时也是本文作者正在拍摄的纪录片《最后时刻》（Final Hours）的受访者。读者在看他的说法时，最好把这层身份一并考虑进去。另外，NDERF 属于非正式的自我申报资料库，并非经过独立同侪审查的临床资料。

关键一：在心跳停止的当下 亲身“看见”自己的意识还在

几乎每一位濒死体验者提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在体验当下“发现”自己的意识，在身体停止运作之后居然还在，这不是别人告诉他们的，而是他们亲身感觉到的。

很多人描述，在临床上已经失去意识的状态下，自己“看到”了急救现场的细节，这些细节事后还被医护人员证实。

朗从资料库里分析了两百多个“离体观察”的案例，声称其中超过 98% 的描述事后被证实准确。这个数字要保守看待：它出自他自己管理、性质非正式的资料库，而不是由独立研究者在受控条件下验证出来的。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追下去的方向，但还算不上已经定案的科学结论。

关键二：他们带着一个“任务”回来

使命感，是把一次体验真正转化成另一种活法的催化剂。

道格帝说，他在体验中被交代要去做慈善，把祈祷带进日常生活；回来以后，他花了三十年演讲与写作。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是丹尼恩·布林克利（Dannion Brinkley）。1975 年 9 月 17 日，他在南卡罗莱纳州讲电话时被雷击中，临床死亡28分钟。他描述自己在体验中被告知要去帮助临终的人。1997 年，他共同创办了非营利组织“微光旅”（The Twilight Brigade），专门确保不让任何一位退伍军人在无人陪伴下离世。至今他累积了超过三万四千小时的安宁照护志工时数，陪伴两千多人走完最后一程。

研究者也注意到，这种使命感往往伴随着不小的个人代价，放下原本的事业，投入几十年没有酬劳的工作。正因为这个模式在许多案例里一再出现，研究者才把它看成濒死体验现象的一项定义特征，而不是偶然的副产品。

关键三：从每一个你伤害过、帮助过的人眼中 重看自己一生

有一部分濒死体验者描述，自己在体验中经历了一场“人生全景回顾”：从每一个和他有过交集的人的角度，去感受自己当年的言行给对方带来了什么；同时衡量自己这一生，是否对得起某种共通的道德标准。

朗认为，这或许正是这种改变之所以持久的关键。改变并不是建立在“相信死后有另一个世界”这种信念上，相信这件事的人很多，生活却没有因此改变；改变是来自亲身感受到自己被看见，是从每一个受过自己影响的生命“内部”被看见，并接受一种无法归因于自身创造的善的标准来衡量。

这三个要素在一次经验中同时实现，就足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是个引人深思的观察。

不管你怎么解读濒死体验，是意识在临床死亡后真的延续了下去、是大脑在极端状态下产生的强烈错觉，还是某种我们现在还没有语言足以描述的现象，有一件事研究一再确认：某些濒临生死边界的体验，能在一个人身上留下持久而根本的改变，让他不再那么怕死、更在意别人，也用不一样的尺去衡量自己的人生。

精神科医师布鲁斯·格雷森在二十年后的追踪里说，人生大多数的高峰经验都会随时间退去，这类改变却不会。

无论我们如何解读体验的“内容”，“改变本身”都是一个值得认真看待的现象。它提醒我们：关于意识的本质、关于生命的意义，人类的理解力还停在边界上，那里仍是我们正在探索的地方。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马科·埃利亚斯·卡叶斯（Makai Elías Calles）目前正在拍摄纪录片《最后时刻》（Final Hours），延伸“意识从何而来？”系列， 2026 年 6 月首映。他在这篇文章里，既是报导者，也是这个题目的积极研究者与纪录者。

在制作过程中，他访问过一位前哈佛神经外科医师（因脑膜炎陷入昏迷后有过濒死体验）、一位在心脏手术中心跳停止的棒球投手、一位在车祸中受创的年轻女性，以及一位器官衰竭的癌症患者。他说：“他们的体验完全不同，但他们拿这段体验去做的事，是一样的。”

常见问题

Q：濒死体验在科学上被认可吗？

就“人们在濒临死亡后会报告某种主观体验”这件事来说，它是有研究基础的现象。范·洛梅尔等人发表在《刺胳针》的前瞻性研究、格雷森在维吉尼亚大学的长期追踪，都是相当严谨的尝试。但这些体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意识能在身体之外继续存在的证据，还是大脑在极端压力下产生的复杂神经现象，科学界目前并没有共识。这是一个还在进行中的讨论，而不是已有定论的领域。

Q：这些体验者说的，我可以“相信”吗？

研究者常见的做法是：把体验者的陈述，当成“真实发生过的主观体验”来认真看待，并研究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也就是它如何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至于体验中那些超自然的部分，则在方法上保持开放，也保持谨慎。这样的立场，让研究者不必先认定“死后有另一个世界”，也能对这个现象做出有意义的研究。

原文“These People Visited the 'Other Side,' and Came Back Completely Changed”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林本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