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一个特定计划前往密西西比河三角洲：

*透过黑人文学讲授美国历史……

*如果我未曾离开，事态是否会不一样？

我想像自己带着学生读一些曾经感动我的文学作品。

我仿佛看到我的学生们像我在八年级时那样，为小马丁·路德·金恩〈来自伯明罕监狱的信〉感到热血奔腾，或者像后来我在高中时那样因为读到麦尔坎·Ｘ的自传而满心向往。

我会要求学生读詹姆斯·鲍德温的作品，看书中那些当年的学童是如何带着英雄式的淡定和冷静，穿过讪笑怒骂的凶恶人群，前往学校上课。书本教导我要敬佩──如拉尔夫·艾里森所言──“一个人勇于面对世界、诚实评量个人经验……所凭借的意志力。”

书改变了我，让我负起责任；我相信书也能改变我学生们的生活。我的梦想浪漫得理直气壮，毫不知羞。那年我二十二岁。

我认为自己的出身背景很平凡。我是台湾移民的女儿，一九八○年代成长于密西根州西部。我走路上学、弹钢琴、痴恋我哥那群死党。初雪时节，我和哥哥会拿着廉价的塑胶滑雪碟到外头溜几圈；暑假期间，父母都得上班，我们则是每天乖乖在家做ＳＡＴ模拟试题，英文、数学各做一份。

在某些方面，我的父母在美国适应得很好。他们收集麦可·杰克森和琼·拜亚的唱片，在客厅里堆了足足有一英尺高；每逢选举，他们都会尽责地去投票，一次也没错过；偶尔他们也会买桶装炸鸡回家当晚餐。但在其他方面，我父母似乎对自己身为外来者的地位感到忧烦。

他们会用警示口吻告诉我一些亚洲人在美国遭到威吓、杀害，然后被人遗忘的故事。其中有个人名叫文森·陈（Vincent Chin）──陈果仁。

一九八二年，在他预定结婚前一个星期，在底特律被人用棒球棍活活打死。陈果仁在汽车业工作，而当时这个产业中弥漫着仇日情绪。两名凶手都是白人，他们这样对他说：“我们丢了饭碗都是因为你们这些狗娘养的鬼子。”（陈果仁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华裔美国人）
这两个杀人犯没被判处徒刑。

“这些人不是我们该送进监牢那种人，”法官后来表示：“我们不该按照罪责去定刑罚，而该按照罪犯的身份去定刑罚。”

我父母告诉我的另一个故事，发生在深南部路易西安那州某处的一名十六岁少年身上。这次的受害者是日本人，当时我们只简单把他称作“日本交换生”。

一九九○年代初期，他受邀参加一场万圣节派对，模仿约翰·屈伏塔（John Travolta）在《周末夜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这部电影中的扮相，穿上白色西装，但是不小心走错了房子。他按了门铃，结果遭屋主近距离射杀。开枪者以非预谋杀人罪被起诉。

在法庭上，他宣称少年的动作非常怪异；凶手的律师则告诉陪审团，他只是在保护他的家园，他只是个“寻常百姓”、“你我的邻居”，一个“吃玉米粥喜欢加糖”的老实人。于是凶手获判无罪开释。

“没有人会跟你说这些故事，”我父母告诉我：“我们告诉你，是因为我们要你小心。 ”

要小心──这就是最核心的讯息。

跟许多移民一样，我的父母是会担心害怕的那种人，他们似乎决意提醒我，悲剧可能就在转角等着发生。只消某个无知汉子拿出一把枪或一根棒球棍就够了。

就实际数字而言，亚裔人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遭人谋杀的概率微乎其微。然而，从某个角度来看，我父母告诉我的事确实重要。他们设法让我知道，在美国人的国家想像中，我们并不存在──完全不存在。

的确，在上大学二年级以前，我从不曾在任何课堂上听任何老师提到亚裔美国人，已逝的、在世的，都没有。作为一个移民群体，我们一方面方便好用，但另一方面终究是用过即可丢弃。我们表现好时，其他人会稍微把我们拿出来当作美国梦的存在证据，但当我们因为身为亚洲人而被杀害时，媒体并不感兴趣。我们的死不会损及任何关于美利坚的神话或理想。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是美国人。我们的脸孔揭露出这点。

跟许多移民一样，我的父母相信教育既是可以对抗伤害的壁垒，也是通往安全与富足的阶梯。尤其是数学特别令我父母感到安心；数学是他们熟悉的科目，无论是在他们的故乡──小小的岛国台湾，或者在美国，数学就是数学。

读数学不需要懂英文，也不需要学习一整套秘密难解的社会规则。只要花些时间，你就能学会怎么玩数学。哥哥和我上小学时，父亲每天晚上都会训练我们解数学习题。我们答错时，他会大吼，把我们骂哭；然后母亲会带着罪恶感端茶来给我们喝。◇（未完，待续）

——节录自《陪你读下去》/ 网路与书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杨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