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你的钱包，把美元钞票摊在桌上。

一元上是乔治‧华盛顿，五元上是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十元上是亚历山大‧汉弥尔顿，二十元上是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五十元上是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一百元上是班杰明‧富兰克林。

约翰‧杰伊（John Jay）不在其中任何一张上。

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他一生命运的最好总结。

他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与汉弥尔顿和麦迪逊共同撰写了这部奠定美国宪政理论的不朽文献。他是美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从零开始建立了这个今天仍然左右美国命运的机构。他是美国革命最重要的外交官之一，帮助美国从英国手中拿到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领土。他两度出任纽约州长。他担任外交事务秘书，实际上是美国第一任国务卿的前身。

然后他从历史的聚光灯下悄悄退场，在纽约州北部的农场里安静地老去，几乎被所有人遗忘。

为什么？

在所有建国者中，约翰‧杰伊的家世背景大概是最显赫的。

他一七四五年生于纽约市，父亲彼得‧杰伊（Peter Jay）是富裕的商人，家族从事皮草和商品贸易，在纽约社会属于上层阶级。他的祖先是法国胡格诺派（Huguenot）教徒，为逃避宗教迫害移居英属美洲，在几代人的努力下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和社会地位。

他在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即今日的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完整的精英教育，毕业后进入法律行业，很快在纽约建立起出色的律师声誉。

他不像富兰克林那样白手起家，不像汉弥尔顿那样是无家可归的孤儿，不像亚当斯那样靠着清教徒式的苦干向上攀爬。他生来就站在一个比大多数同代人更高的起点上。

一七七八年，杰伊被派往西班牙，寻求西班牙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与援助。

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西班牙虽然与英国是宿敌，但对美国的共和革命深感警惕——一个成功的殖民地独立运动，对西班牙自己在美洲的庞大殖民帝国是个危险的先例。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Carlos III）不愿正式承认美国，也不愿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援助。

杰伊在马德里（Madrid）耗了将近两年，几乎一无所获。西班牙给了一点点钱，拒绝了正式承认，拒绝了军事同盟。杰伊带着挫败感离开，前往巴黎加入和平谈判代表团。

但那两年没有白费。他学到了一件事：外交不是靠道理说服对方，而是靠利益驱动对方。西班牙不帮美国，不是因为不懂美国的正义，而是因为帮美国不符合西班牙的利益。这个认识，让他在巴黎的谈判中更加冷静和务实。

一七八二年，巴黎和谈开始。

美国代表团由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伊组成。三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谈判风格也各有千秋——富兰克林老练圆融，亚当斯直接强硬，杰伊则冷静谨慎，善于在复杂的多方利益中找到突破口。

谈判过程中，杰伊发现了一个令他警觉的细节：法国外交部的一名官员，似乎在暗中向英国通报美国代表团的底牌。法国表面上是美国的盟友，背地里却在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它希望美国独立后保持相对弱小，不要成为新的强权。

杰伊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富兰克林和亚当斯。三人做出了一个在外交上颇具争议的决定：绕开法国，直接与英国单独谈判。严格讲，这违反了法美同盟条约中不得单独媾和的条款。

但结果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英国谈判代表理查‧奥斯沃尔德（Richard Oswald）在没有法国干预的情况下，给出了远比预期慷慨的条件。一七八三年九月签署的《巴黎条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并将密西西比河以东、五大湖以南的广大领土统统割让给这个新生的国家——这片土地的面积，比当时已建立的十三州加起来还要大。

杰伊在这场谈判中扮演的角色，是识破法国的暗中操弄，并推动了绕开盟友直接谈判的决策。没有这个决策，美国在谈判桌上得到的版图可能要小得多。

一七八九年，华盛顿就任第一任总统，开始组建新政府。他任命杰伊出任美国第一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这是一个看起来风光、实际上极为困难的职位。

因为什么都没有。

最高法院没有自己的建筑——它最初在纽约的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办公，后来跟着首都迁到费城，再迁到华盛顿，一直到一九三五年才有了今天那栋庄严的大理石建筑。它没有固定的程序，没有先例可循，没有人知道一个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应该穿什么、说什么、怎么主持庭审。

甚至连法袍的颜色，都是杰伊他们自己决定的。

杰伊在任期间（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五年）建立了最高法院最基本的运作规范，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并在几个重要判决中确立了联邦法律优先于州法律的原则——这个原则是美国联邦制的基石之一。

然而这些奠基性的工作，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一七九四年，华盛顿派杰伊前往伦敦谈判，试图化解美英之间积累的紧张关系。杰伊接受了任命，暂时离开了最高法院。

这一去，引发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风暴。

一七九四年，杰伊抵达伦敦，与英国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勋爵（Lord Grenville）展开谈判。

那时，美英之间已经积累了一篮子问题：英国拒绝撤出美国西部边境的几个要塞（这是《巴黎条约》规定的义务）；英国海军拦截美国商船，强征美国水手；英国支持美洲原住民对美国边境的骚扰。杰伊的任务是一次性解决这些问题。

他没有足够的筹码。美国海军弱小，无法在军事上对英国形成威胁；美国经济对英国贸易依赖极深，真正的贸易战对美国的伤害可能更大。杰伊在谈判桌上能动用的，只有耐心和说理。

一七九四年十一月，他签署了后来被称为《杰伊条约》（Jay Treaty）的协议。

英国同意撤出西部要塞，开放部分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贸易，同意成立仲裁委员会处理商业纠纷。但英国拒绝承认美国的中立航行权，拒绝停止拦截美国商船，也没有赔偿被强征入伍的美国水手。

条约送回美国，舆论哗然。

杰佛逊的民主共和党人认为这是对英国的屈辱性投降，是对法国盟友的背叛。街头出现了抗议示威，有人把杰伊的人像悬挂在路灯上焚烧。有人在墙上写道：“凡是不诅咒杰伊的人都是叛徒。”据说杰伊自己说过，他可以靠着沿途焚烧他人像的火光，在夜里从波士顿一路走到费城。

汉弥尔顿在街头为条约辩护，被人用石头砸伤了头。

华盛顿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最终还是批准了条约。他的判断是：这是美国目前能够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一场与英国的战争对新生的美国是毁灭性的。

事后来看，华盛顿和杰伊的判断是对的。《杰伊条约》维持了美英和平，让美国有了十几年的和平发展时间，为此后的强大奠定了基础。但在一七九四年，没有多少人能看到这一点。他们只看到了那些让步。

杰伊的政治声望，从此一落千丈。

一七九五年，杰伊在仍身处伦敦的情况下，被选为纽约州长——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参选了，是支持者替他登记的。他回国后接受了这个职位，先后连任两届，直到一八〇一年卸任。

同年，约翰‧亚当斯提名他再度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他拒绝了。他在回信中说，最高法院在现有的组织架构下，缺乏“执行宪法所赋予的重要职责所必需的精力、重量和尊严”。

这句话带着深深的失望，也带着某种先见之明——他看到了最高法院在当时的局限，却没能预见它在后来几十年间的崛起。他的继任者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把最高法院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权力机构，奠定了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的原则，让最高法院成为美国宪政体制中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

杰伊建造了地基，马歇尔盖起了大厦。

一八〇一年之后，杰伊退出了所有公职，回到纽约州的贝德福德（Bedford）农场，在那里安静地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他读书，种地，写信，偶尔接待访客。他没有写回忆录，没有主动为自己的历史地位辩护，没有试图影响后人对他的评价。

一八二九年五月十七日，他在贝德福德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他去世的消息，在当时的报纸上只占了很小的篇幅。

让我们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他的名字不在任何一张钞票上？

部分原因是历史的偶然——钞票上的人物是在不同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考量选定的，并非严格按照历史贡献排名。汉弥尔顿上了十元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建立了美国财政部，而财政部正是印钞票的机构。富兰克林上了百元钞，是因为他是最广为人知的建国者之一，百元大钞需要最有分量的脸孔。

但更深的原因，是杰伊这个人的性格本身。

他从不争功，从不自我宣传，从不试图让自己显得比实际更重要。在一个许多建国者都留下了大量回忆录、书信集和政论文章的时代，杰伊的文字相对低调，他的声音在历史记录里比较小。

他做了许多重要的事，然后离开了，让别人去争那些聚光灯。

《巴黎条约》的光环，历史给了富兰克林。最高法院的荣耀，历史给了马歇尔。《联邦党人文集》的名声，历史主要给了汉弥尔顿和麦迪逊。

杰伊在每一件大事里都有份，却在每一件大事之后都悄悄退场。

也许这才是他留给后世最值得深思的遗产——在一个人人都想在历史上留名的时代，他只是安静地做了他认为应该做的事，然后回家种地去了。

他的名字不在任何钞票上。

但那些钞票能够存在，部分原因是因为他。＠＊

〈自由的缔造者〉系列将陆续推出，下一篇：托玛斯·潘恩（Thomas Paine）。

（点阅【自由的缔造者】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王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