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8日讯】
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降落在新加坡机场，我暗暗松了口气。不知道为什么，在北京的时候，我总是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挥之不去。一旦离开那里，这种压力就会缓解。
这次出差一共有四个人和我同行，除了李岩以外，还有北京规划设计院的三个人。一个姓马，是一位中年妇女，规划院的副院长；一个姓杨，是个瘦瘦但很清秀的男子，三十岁刚刚出头；还有一位姓白，是个50多岁的老年男子，专门搞土建规划的总规划师。

“咱们要在这儿等六个小时，是吗？”白总问。
“对呀，”李岩说。“从新加坡转机就是比较麻烦，咱们还不能出机场。”
“要是从曼谷转就好了，落地签证，还能睡一宿。”姓杨的工程师说。

“那不得提前一天吗，” 李岩说，“下回咱们从那边走，这次走得太急了，昨晚上我准备资料都快到一点了”。

我们一边说一边走到宽敞的候机大厅中，找一个角落坐下。

“我得睡会儿，” 白总说着从旅行箱前面拿出一块Ｕ形的塑胶皮儿，从嘴往里吹气。一会儿就吹成了一个枕头。

我们一边看一边笑，“刚才在飞机上干嘛不睡？”我问。
“刚才不是看电影吗？”白总说，“现在正好午休时间。”
李岩坐下后，在随身的包里掏出本书。

一阵淡淡的香气传过来，一个衣着得体的漂亮女孩儿从我们面前经过，连白总都擡头注目了一下。

我掏出手机给璐璐打了个简短的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到新加坡了，“没遇到什么麻烦。”
挂断电话的时候，我看到李岩在看着我笑，“刚出来6个小时就给媳妇儿打电话，你们俩够好的。”

“啊，”我也笑了，“你结婚了吗？”
“我儿子都上小学了。”
“这还真看不出来。什么书？”我指了一下他手里的书问。

“《金融市场与公司战略》”，他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了一下。
“你在学MBA？”我问。
“对，在清华。”

“你还真行，够有追求的，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开玩笑说。

“学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陪儿子玩儿的时间少了。”

聊了一会儿，我站起身拉着拉杆箱说，“我到附近转转。”
“箱子搁这儿吧，我帮你看着，”李岩说。

“不用了，里面还有东西，可能一会儿要用。”我回答。

我在附近一家银行换了一些新元，到机场的邮局寄走了那十几封信，然后拉着箱子进了旁边的一家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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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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