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1月08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Troy Myers撰文／张紫珺编译）从委内瑞拉流亡到佛罗里达州多拉尔（Doral）的人权倡导者扎拉伊・玛萨（Zarai Maza）在参加对委内瑞拉政权的和平抗议后，经历了车辆被烧毁和可怕的车祸，但她幸存了下来。在她的祖国，这种抗议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在那里，公开发声可能会让你或你的家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她说她相信委内瑞拉独裁政权因为她的抗争活动而试图杀害她。
“他们从2014年开始迫害我，一直持续到2017年。”玛萨说道。“他们三次试图暗杀我，最后一次之后，我住进了医院，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玛萨强忍着泪水说，最后一次遭遇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出租车之旅。她回忆说，自己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医院里，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身体也失去了知觉。
2017年，她搬到了佛罗里达州。在美国接受了两年的物理治疗后，她重新获得了直立行走的能力。
她和数百万委内瑞拉人一样，逃离了那个残暴的政权。该政权将一个繁荣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压迫性的、失败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身处国内外的委内瑞拉人一样，玛萨对美国1月3日抓获委内瑞拉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及其妻子的军事行动表示欢呼。马杜罗夫妇已被带到纽约市，面临包括毒品恐怖主义在内的联邦指控。
两人于1月5日对所有指控均不认罪。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将面临终身监禁。
《大.纪.元;时报》采访了数十位委内瑞拉侨民，他们讲述了自己在独裁统治下幸存、遭受迫害、谋杀、骚扰和恐吓的骇人经历，并讲述了他们如何在独裁统治下重建生活。他们的经历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缩影，这些案例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撕裂了委内瑞拉的家庭，也使他们的国家走向了毁灭。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继续控制委内瑞拉，直到该国实现向新政府的“安全、妥善和明智的过渡”，并指出美国石油公司将参与重建该国经济。
一些委内瑞拉侨民告诉《大.纪.元;时报》，如果美国能够帮助委内瑞拉重建家园，他们可能会返回委内瑞拉。
玛萨是一位人权倡导者，也是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多拉尔的人权守护者基金会（Guardians of Human Rights Foundation）的创办人和执行主任。她的维权工作可以追溯到2010年左右，当时她还住在委内瑞拉，就读于委内瑞拉中央大学（Central University of Venezuela）——之后她遭遇了三次暗杀，她认为这些暗杀都是马杜罗政权策划的。
她说，多年来，她在委内瑞拉的许多同学和教授都遭到了不公正的监禁。她痛苦地描述了第一次在校园和平抗议活动中遭遇的暗杀，当时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国民警卫队追捕她和其他人。
“我认为没有哪个美国人能想像到，仅仅因为身处某个地方，就会感到多么恐惧。”玛萨说道。
她和母亲一起上了一辆SUV，但是随后她们的车被烧毁了。玛萨说，她母亲踢碎了车窗，她们才得以逃出燃烧的汽车。玛萨后来告诉《大.纪.元;时报》，她的母亲也已“为了寻求庇护”逃离委内瑞拉，目前居住在美国。
玛萨没有详细描述第二次谋杀未遂的经历，她说那些回忆太痛苦了。
“想像一下，你连自己居住、热爱、成长的地方都不能去。”她说道。“他们会在任何地方追捕你……这几乎让我崩溃。”
在第三次谋杀未遂事件中，一辆车导致玛萨乘坐的出租车发生车祸并翻车，她的脊柱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我动弹不得，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玛萨说道。“那时我才25岁，只是想为我的国家而战……我当时根本没意识到这些人为了维护权力会变得如此邪恶、如此极端。”
她的生理和心理症状持续存在。
“我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我的手没有那么大的力气。”玛萨说着，无力地握紧了拳头。
“即使现在，无论我身在何处，只要有摩托车驶来，我都会仔细聆听那声音。”她说着，声音渐渐低了下去。
玛萨说，她搬到美国后，花了数年时间才能够睡个安稳觉。
另一个委内瑞拉人卡洛斯·伊格雷（Carlos Higuerey）在为一家国营企业工作多年后，于2018年来到美国。此前，他经历了一系列家庭成员的死亡，他将这些死亡归咎于该政权。
他说，他曾在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担任会计12年，接触到的信息被他描述为秘密且腐败的。他的一些家人也与委内瑞拉反对派政治有联系，这使他与他的雇主所说的Escuálido（西班牙语，指反对政府的人）或“查韦斯主义者”（Chavismo）联系起来。
伊格雷家族的第一次死亡发生在2010年，当时他的父亲去世了。
“我父亲需要服用药物，但目前在委内瑞拉，你根本买不到这些药，因为政府没收了所有药店。”他告诉《大.纪.元;时报》。“正因如此，我埋葬了很多人。”
在他父亲去世后的10天内，他的姑姑和叔叔在家中被谋杀。伊格雷表示，他认为这是委内瑞拉政权因政治分歧而策划的。
“墙上都是血。”他说道。“简直像恐怖电影一样，太可怕了。”
当被问及谁会这样做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政府。”
父亲、叔叔和婶婶去世仅仅五个月后，伊格雷说他的兄弟也因政治原因被杀害。在经历了多年的压力和家人接连被谋杀的打击后，他于2018年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前往美国。
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次旅行会演变成长达数年的停留。
“我来到这里后的第二天，就查看手机。”伊格雷说道。“我看到邻居发来的信息。我妹妹被绑架了。”
他说，邻居们亲眼目睹了政府人员带走他妹妹。他还说，这些特工真正的目标是伊格雷，因为他知道石油公司的秘密。虽然他妹妹第二天就获释了，但伊格雷说他当时面临着一个令人痛彻心扉的选择。
“我决定不回委内瑞拉了。”他说道。“我不想再经历抑郁。我内心已经崩溃了。我已经崩溃了。”
他说，他55岁的姐姐和65岁的姐夫由于年龄和身体状况等诸多原因无法离开委内瑞拉。
伊格雷说，自2018年离开委内瑞拉以来，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强调，离开自己的生活、祖国和家人是多么痛苦的决定，他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无数其他委内瑞拉人也被迫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委内瑞拉所有家庭都破碎了，四散分离。”他说道。“你必须说再见。我爱你，但我必须说再见。我爱我的祖国，但我不能留在那里。我在那里没有未来，也没有和平。”
伊格雷说，还有成千上万的委内瑞拉人被困在原地，无法像他那样做出离开的决定。他指的是他认识的两个人，他们宁愿自杀也不愿离开这个国家。伊格雷质问道，在社会主义政权统治下，还有多少人因此丧命？
他说，在一个新国家重新开始生活，尤其是一无所有的时候，需要投入双倍甚至三倍的时间，同时还要打两份工，住在酒店里，还要承受深深的失落感。
但是伊格雷表示，自从搬到美国后，他开玩笑、微笑的事情更多了。
一名男子和他的家人因担心委内瑞拉境内其他亲属遭到报复而要求匿名，他们描述了该政权如何摧毁了这名男子的生意。
为他翻译的是他的女儿，她解释了她父亲是如何开始向委内瑞拉人供应罐头食品的。
“因为粮食供应极度匮乏，你总想做点什么。”女儿指着父亲说道。“（当局）一次又一次地拿走一部分钱。拿的钱越来越多，直到把他们所有的物资都拿走了。”
最终，连钱也成了必需品。军队每个月都会到他办公室，给他下达完成指标的命令。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根本没法说‘不’，因为他们可能会绑架（家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女儿翻译道。
这位父亲说，如果没能完成指标，通常不会惩罚父母，政权更常的做法是绑架和虐待儿童。
他说，他在委内瑞拉的亲戚靠他寄的钱维持生计。他们的月薪只有1美元。
马杜罗于2013年上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从2014年到2021年，委内瑞拉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约7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通货膨胀率飙升至130,000%以上，预计2025年将保持在600%以上。
马杜罗上任一年后，失业率为8%。此后失业率急剧上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2018年达到35.6%。
“社会主义就像癌症。”女儿翻译道。
当被问及他的国家或美国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委内瑞拉的问题时，这名男子用拳头捶了一下手掌。他说，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莱（Nayib Bukele）是一位采取正确方法解决国家问题的领导人，他部署军队上街，铲除并监禁暴力团伙成员。
该家庭表示，委内瑞拉军队成员过去被视为非常光荣和受人尊敬的人，但是现在情况完全相反。
“事情发展得太快，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女儿翻译道。“有军队，也有武装团体，你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不管是军队还是武装团体抓到你，你都无能为力。他们会打你，会抢劫你。”
“那个政权什么都拿。”那人说道。他回忆起有一次，他们一家去海边玩。经过检查站时，军人偷走了他们的一些东西，包括椅子、沙滩巾、帽子等等。
最终，为了生存，这家人逃离了家园。
“爸爸把我和姐姐送到这里来。我那时候还小，什么都不懂。”女儿说道。
她父亲说，如果他们的祖国能够恢复到他年轻时记忆中的样子，他才会回去。
“他想回到自己的国家安度晚年，但他迫于无奈来到这里。”女儿说道。“很多人都迫于无奈来到这里。不是他们想留在这里，而是他们别无选择。”
这家人表示，要想在社会主义政权下生存下来，并在一个新国家重新开始，只有得到像多拉尔这样的社区的支持才有可能。
政治活动家丹尼尔·蒂拉多（Daniel Tirado）十几岁就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很早就表明自己是当时残暴政权的反对者。
“我想改变世界。”他告诉《大.纪.元;时报》。
受委内瑞拉“严重的民主危机”的驱使，他积极投身于反对马杜罗政权的运动，参与学生运动和抗议活动，并直接支持反对派领导人。蒂拉多很快意识到自己正在从事一项多么危险的事业。
“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我以前居住城市的议员，他被打了……可能被打了三次。”蒂拉多说道。“他们差点杀了他。很多时候，我不得不躲在家里。我不敢出门。”
蒂拉多称他也曾遭到“集体”（Colectivos，西班牙语，即亲政府团体）的袭击。这些团体的目的是恐吓和惩罚政权的反对者。由于执政党控制着地方当局，出于对报复的恐惧，这些袭击从未被正式媒体报导。
“我曾试图与政府抗争。”他说道。“但是，当你面对的是一个犯罪集团时，你不仅要考虑如何生存，还要考虑他们会对你的家人做什么。”
他说，他的妹妹和父亲都是政治骚扰和威胁的受害者。据蒂拉多称，警方曾试图抓捕他们，但最终他们逃走了。他表示，这些事件造成了持续的恐惧，迫使越来越多的家人流亡海外。
“委内瑞拉政府完全了解我的身份、政治历史和活动，而且……即使流亡在外，我仍然被视为该政权的敌人。”蒂拉多说道。
他说，由于政治难民身份，他无法离开美国探望亲人。他还说，他一直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
蒂拉多说：“我与家人分离的时间很长，也很痛苦。流亡生活意味着我必须在人身安全与家庭团聚之间做出选择，这是我从未想过要做出的牺牲，但是为了生存，我不得不接受现实。”
虽然他现在居住在委内瑞拉境外，但他表示该政权仍然能够影响到世界上任何地方。
佛罗里达州多拉尔社区的许多成员都曾与委内瑞拉残酷的独裁统治作斗争并幸存下来。
“在委内瑞拉，你永远不会安全，无论你做什么都一样。”蒂拉多说道。“无论你是政治活动家、学生还是专业人士，都一样。只要你反对他们，只要你试图采取反对他们的行动，你就会成为他们的政治目标。”
尽管经历了残暴的社会主义政权，并忍受着挥之不去的精神和肉体痛苦，但《大.纪.元;时报》采访的委内瑞拉人似乎并没有被这些苦难击垮。
玛萨正领导着在美洲、欧洲和南亚推进民主和教育的各项倡议。伊格雷仍在从事会计工作。那位选择匿名的男士协助经营一家空调公司。蒂拉多则在政界之外工作，努力平衡着在南佛罗里达和华盛顿的家庭和工作生活。
英文大.纪.元;记者Jacob Burg对本报导亦有贡献。
原文：The Truth About Venezuela Under Socialism, From Those Who Fled It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叶紫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