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6月16日讯】（大.纪.元;记者李辰美国华盛顿DC报导）2006年7月，医学博士托斯坦‧特雷（Torsten Trey）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并与两位来自中国的医生交谈。
第一位中国医生说，他们在去年完成了2000例肝脏移植。“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我感到非常震惊。”特雷说。因为这个数字比整个德国一年的手术还多。
特雷后来又找到另一位医生，问这些器官来自哪里。“他告诉我，这些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与这两位中国医生谈过之后，特雷决定自己必须做些什么。“我当时在想，能做什么？”“我决定创建一个医学组织来调查这件事，这就是‘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DAFOH）成立的经过。”
以上是 DAFOH创始人兼执行主任特雷博士在纪录片《无声的活摘》中的自白。《无声的活摘》（Silent Harvest）是由DAFOH历经20年调查、耗时10年制作的深度纪录片，该片汇集多位医学专家学者的分析研究以及证人指证，聚焦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罪行。
5月16日，该片在美国华府首次放映。多位观众观影后表示，美国参议院必须尽快通过《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S.4009）等法案，帮助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
DAFOH副主任、美国犹他州大学医学副教授韦尔登‧吉尔克里斯（Weldon Gilcrease）博士说，（中共活摘器官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就是器官移植数量的爆炸式增长”。
据美国卫生部报告，在美国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时间肝移植2年、肾移植3年。
而在中国，器官甚至“充裕”到一名患者可用数个备用器官。
《华夏时报‧华夏网》2006年5月17日报导，48小时内，一位患者在北京市海淀区医院2次换肾。
报导说，在海淀医院换肾跟买猪腰子一样容易：2004年12月28日的下午，北京市海淀区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主刀大夫韩修武，在48小时内为同一个患者完成2次肾移植手术。在患者因超急性排斥反应第一次手术失败后，次日又做了第二次肾移植手术。
据《血腥的活摘器官／大屠杀》（The 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报告，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肾移植中心谭建明，2003年曾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为同一名患者做肾移植手术，在2个多月中用了8个备用肾，第8个肾成功。
“1990年代，中共自己统计的肝移植手术数量约为每年10例；2004年左右，中国的肝移植手术数量超过了3000例。”吉尔克里斯副教授说，“而中国并没有器官分配系统。”
中共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表示，2005年前后全国每年完成的肝脏移植大约在3500例左右。这个数字远低于实际数字。
2010年3月，中共官方媒体《南方周末》发表《器官捐献迷宫：但见器官，不见人》，文章引用中共人体器官捐献专家委员会委员何晓顺的话表示，“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三倍。”——这意味着这一数字在6年里翻了30倍！
截至2006年4月，中国做肝移植的医院由1999年以前的20多家，曾一度暴增至500多家，1999年前后相差25倍；相比之下，在器官移植最发达的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只有大约100家医院。
在中国的器官移植业爆炸性增长的前一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包括五套功法动作，祛病健身效果神奇。1999年前，修炼人数达7千万—1亿人。江泽民出于妒忌，以及恐惧修炼人数多过中共党员等原因，下令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
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监禁、判刑、劳教，遭受酷刑，被迫害致伤、致残、致死；还有难以计数者因不报姓名，被大批带走，离奇失踪。
特雷博士采访了在迫害中幸存、后来逃离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
“其中一人说，她被关押了两年，验血十次。”特雷说，“没有理由对遭受酷刑和强迫劳动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体检。所以，很可能是因为她被当作器官捐献者，被抽检了十次，因为捐献器官需要验血配型。”
另一人告诉特雷博士：“一个拘留所里大约200名法轮功学员被用巴士送到医院，全部都被验血。” “其中，一位反抗者被八名守卫按倒在地，强迫她抽血。”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教授、老年病学家玛丽亚‧菲亚塔罗内‧辛格（Maria Fiatarone Singh）在纪录片中说，“对被拘留者、遭受酷刑者进行血液检测和其它体检，显然不是为了他们的健康着想。”
“在我看来，他们接受的可能是血型鉴定。”她说，“由于如今抗排异药物的疗效显著，器官移植只需要简单的血型鉴定即可。而对大量人群进行血型鉴定，可以让在极短的等待时间内找到匹配的供体。”
“许多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场所，都位于大型器官移植中心附近。而且事实上，一些负责迫害（法轮功）和器官移植的是同一批人。所有这些证据都表明，这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美国顶尖的生命伦理学专家、医学教授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在纪录片中说，“当听到法轮功和其他人报告说他们正在接受体检，包括血液检查和组织配型检查时，这是因为需要将（器官）捐赠者和接受者尽快匹配起来。这也表明你没有征得同意，就已决定这个人将成为器官‘捐赠’者。”
“过去20年里，你们（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至少增长了300%。”卡普兰说，“在没有完善的器官捐献系统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只剩下一个可能的来源——囚犯。”
使用死刑犯器官，中共早有先例，并曾出台政策，为其“保驾护航”。
1984年10月9日，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联合颁布实施《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
“允许政府从被执行死刑的囚犯身上获取器官，这本身已经是一种做法。”特雷博士说，“事实上，（中国）在很多年里，被定罪的囚犯是唯一的器官来源。”
特雷在放映会后观众提问环节中表示，“法轮功的‘真、善、忍’价值观与中共的特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对立。这本不是刻意造成的，但中共感到了威胁。因为法轮功所代表的正面原则，会映照出中共的邪恶本质。”
“他们宁愿毁掉这面‘镜子’，不让任何人理解中共的邪恶本性。”
“这就解释了他们（中共）为什么要让法轮功沉默，他们不仅要拘押法轮功学员……（而且），要消灭他们、妖魔化他们、以负面方式塑造他们、把他们边缘化，以便自身继续存在。”
“如果按说的‘最终解决方式’来理解，通过活摘器官、杀害法轮功修炼者，就能实现他们（中共）想要的彻底沉默。如果他们（法轮功学员）不再活着，就无法为这些做法作证。”特雷说。
自中共活摘器官行径曝光以来，国际社会发布多个研究报告，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
2006年7月，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已故）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发布《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确认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麦塔斯表示，此罪行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2016年6月，乔高、麦塔斯，与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发布最新调查报告。3位作者估计，2000年至2016年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可能高达150万例；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
2020年3月，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China Tribunal）发表最后的书面判决，判决做出以下结论：
“活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
“集中针对维吾尔人口的迫害和医学检查是比较近期的情况。”
2026年5月14日，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向美国国会行政当局及中国委员会（CECC）提交新的证据——新增证人举证，中共不仅对在押法轮功学员验血和体检，而且对未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验血和体检。
特雷博士告诉大.纪.元;，时至今日，“中共继续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遍布全中国各大主要城市、保持健康生活习惯，且被中共视为主要消灭对象的法轮功学员，依然是中共活摘器官的主要群体。”
该纪录片的制片人基思‧瓦勒（Keith Wahrer）告诉大.纪.元;，提高公众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意识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他说，“最紧迫的事情就是把真相传播出去。传播这部影片，让更多公众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目前最紧迫的。因为只有通过公众压力，政客们才会被推动去回应，并向中共施压来处理这个问题。”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这就是这部影片的意义所在。”
瓦勒表示，美国参议院需要尽快采取行动，通过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法案。
2026年3月11日，美国联邦参议员提出《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旨在制裁那些对中国境内活摘人体器官负有责任的人。这一法案目前在参议院正处于有待推进的关键阶段。
此前，美国国会众议院已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以及《2025年制止活摘器官法案》。这两项法案一旦通过，也会授权美国政府对参与活摘器官的责任进行追责和制裁，目前都也有待参议院推进、投票、表决。
当天的观众之一、电影制片人、人权活动家杰森‧琼斯（Jason Jones）表示，他向全美国的主教寄出了440本《按需杀戮》（killed to order）这本书。《按需杀戮》的作者是英文大.纪.元;高级编辑杨杰凯（Jan Jekielek）。该书汇集了近20年来中共系统性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调查与证据，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
琼斯在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这（如何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可能会成为人类必须面对的选择。
“如果不能制止中共的活摘器官行为，我们将面临严重后果。
“如果我们现在不划定界限，不提升认知，不培养这样的品格——即为了自身利益绝不剥削弱势群体和贫困者——那么作为一个人类大家庭，我们将没有未来。
“如果我们不能阻止中共的活摘器官行为，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成为施害者，或者成为施害者的受害者。
“我宁愿成为施害者的受害者，也不愿成为施害者。
“我们有责任与中国人、法轮大法学员，以及所有受到中共计划生育政策和其它政策伤害的人站在一起。”他说。
观众克里斯蒂‧格利纳（Christie Gleaner）是一位拥有桥梁建造等多家公司的老板，她观影后告诉大.纪.元;，“我认为美国有能力联合其它国家一起来制止这件事。而且他们必须要阻止，因为这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危险。”
“邪恶不会自行消退。所以越快采取行动越好。我觉得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切断中共的资金来源。”
医生凯瑟琳‧莱伯（Kathleen Leber）告诉英文大.纪.元;，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整个世界的悲哀。
“我为那些被杀害的人们感到心碎，他们是善良的，他们追求的是法轮功的‘真、善、忍’的教导……我为中国感到悲伤；我为整个世界感到悲伤。”
“我由衷感谢‘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所做的出色工作，感谢那些挺身而出、向世界普及相关知识的医生们，也感谢《大.纪.元;时报》传播这一信息。同时，我也感谢电影制作人和所有参与这项事业的人们，因为这最终关乎对人性的尊重。如果我们失去了这种尊重，我们的世界将会走向衰败。”
马塞尔‧霍洛维茨（Marcel Horowitz）是一位退休的泌尿科医生。霍洛维茨观影后告诉大.纪.元;，“（活摘器官）这是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我相信任何参与者，都犯下了危害全人类的罪行。”
“我非常希望能看到真正的行动。”霍洛维茨表示，希望美国联邦参议院尽快采取行动，通过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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