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的考古发掘现场，正当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着墓道东壁的泥土时，一幅一千三百年前的壁画逐渐的露出了它的真容。

考古人员顿时惊呆了：那是怎样一副布局严谨、气韵生动的壁画啊！

画面上，二十余骑“参赛运动员”纵马奔驰，人人手持偃月形球杖，正在奋力追抢一个小球。图中的骏马矫肥健壮，腾跃扬蹄；骑者神情勇猛，奋力拼争；有人俯身低鞍，有人勒马回首，场面紧张激烈。观者则伫足静立，聚目凝神。虽然是静止的壁画，却让人仿佛听见了马蹄声、球杖声、呼喝声——那是一个帝国在它最意气风发的时刻所发出的呼声。

李贤是唐高宗与武则天之子，因卷入政治斗争被废为庶人，最终含冤而死，年仅三十一岁。这幅壁画是他的五十多组墓道壁画之一，也是最出名的一副。为何选择了马球这个主题？因为在那个时代，马球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是大唐气象的缩影，是这个帝国活力、勇武、开放与自信的最直观表达。

逝者或许在说：我，就曾生活在那样一个气势恢宏的时代。

马球的故乡，不在中原。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项运动起源于波斯，是波斯帝国王家骑兵的军事训练科目。骑者骑在马背上用长杖击球，需要同时掌控马术与击球技术，对骑手的身体协调能力要求极高。波斯人把它当作培养骑士的训练项目，也当作宫廷娱乐，历代君王皆好此道。

马球大约在南北朝时期经由西域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初时只在边疆地带流传，影响有限。后历经唐、宋、元、明等朝而不衰，在明末清初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但真正让马球在中国发扬光大的，是大唐。

马球传入宫廷，始于太宗年间。《封氏闻见记》记载，太宗曾对侍臣坦言，他见过西蕃人打球，也曾令人学习，但随即话锋一转：“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戒。”——一代雄主，亲手烧掉了球，以此警示自己不可沉迷。但马球还是由此进入宫廷视野，并被后来的皇帝们发扬光大。

此后历代唐朝皇帝，大多是马球爱好者。据后人考证，大唐二十二位皇帝中，有明确记载喜好马球者多达十五位。这个比例，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罕见的。

然而把马球打出传奇色彩的，是唐玄宗李隆基——那个后来缔造了开元盛世、又亲手葬送了盛唐的复杂帝王。

还是在他成为皇帝之前，那个球场上最辉煌的时刻，已经提前到来了。

景龙年间，吐蕃派使团来长安，迎娶金城公主。两国联姻，礼仪之外，双方不知是谁起了头，安排了一场马球对抗赛，大唐的面子，就要在球场上见个高下。

吐蕃人是马背上长大的民族，球技彪悍，身体强悍，出手毫不留情。大唐从神策军中精选的球手，开场几局连连落败，场边观战的中宗皇帝脸色越来越难看——堂堂天朝上国，竟然要在吐蕃使节面前输球，这个面子，实在丢不起。

情急之下，中宗拍板：换人！

临阵救火的，是四位大唐宗室子弟：24岁的临淄王李隆基，他是球队的绝对主力核心，嗣虢王李邕，娶了长宁公主的驸马爷杨慎交，以及娶了安乐公主的驸马爷武延秀（武三思的儿子）。好一支大唐“全明星皇家救火队”！

而他们的对手吐蕃队，派出了足足十个人。 在大明宫周长千步的开阔马球场上，以四敌十，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这不仅是拼技术，更是拼体能和默契。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比赛重新开始后，场上的局势瞬间逆转。史书记载，临淄王上场之后，“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注释1）——东西驰骋，锐不可当，活像一阵旋风刮过球场，又似闪电般迅疾。

一时间，李隆基成了全场最亮眼的明星。

史料记载，面对吐蕃十人的围追堵截，李隆基非但没有被压制，反而凭借极其高超的骑术和控球技巧，“连连洞穿球门”。在唐代，马球的球门通常是在一块大木板中间挖一个直径不到半米的圆洞（称为球室），骑在飞奔的马上把“状小如拳”的木质空心彩球精准击入这个洞中，难度极大。而李隆基左萦右拂，盘旋宛转，把吐蕃的十人防线过得像清晨的大马路。

最终，这四位大唐贵族青年不仅把比分追了回来，还大比分反超，彻底赢下了这场比赛。原本气势凌人、连赢好几场的吐蕃使臣尚赞咄（bō）直接看傻了，最后不得不心服口服，俯首认输。

而本来脸黑得像锅底的唐中宗李显瞬间“多云转晴”，龙心大悦。“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至皆献诗。”他当场下令，重赏李隆基等四人数百段高级丝绢。大才子、随侍随学士沈佺期等文臣则当场挥毫泼墨，写诗大赞这场比赛的盛况和宗室子弟的英姿。

这场景龙三年的马球赛，不仅保住了大唐外交的面子，更是李隆基人生中一次极其成功的“政治亮相”。在此之前，他在宫廷政治中相对低调；而这场球赛，让整个大唐上层社会——包括伯父唐中宗、以及在一旁观战的韦皇后和安乐公主，都见识到了这位年轻临淄王过人的胆识、决断力与风采。

仅仅一年多后（公元710年），这位在球场上“风回电激”的年轻人，就发动了“唐隆政变”，一手铲除了韦后势力，拉开了属于他的“开元盛世”的序幕。而他，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马球皇帝。

成了皇帝的李隆基，对马球的热情丝毫未减，反而有了更大的舞台。

大明宫建有多处御用球场，麟德殿前的空地，是玄宗最爱的马球场之一。在这里，他不只是观赛的君主，更是亲自下场的球手。御用球场上，天子纵马，群臣围观，马蹄声、球杖声、喝彩声混成一片，那种君臣同乐的热烈气氛，是开元盛世特有的自信与松弛。

玄宗还以皇帝之尊，把马球正式纳入军事训练体系。天宝六年，他下旨明令：打马球从此是军队训练的必修课，理由是马球能提高将士的战略判断与身体素质，有助于日后的征战卫国。

皇帝亲自给课程背书，马球的地位便从娱乐跃升为军事训练，全国各地的球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节度使的驻地，贵族的私邸，乃至民间的空地，到处可见纵马击球的身影。

宋人李公麟曾绘《明皇击球图卷》，以唐玄宗李隆基（明皇）与嫔妃们骑马击球的场景为主题，全画共绘有十六名骑者，包括十一男五女，以及分立球门两侧的四位守门人。

这是一幅用纯熟线条，白描织就的、带有动感和呼吸声的唐代宫廷长卷。他没有用浓墨重彩，却单凭线条的粗细、疏密、顿挫，就把大唐盛世里那场热血、优雅又带有几分香艳的马球盛会，活灵活现地复活在绢帛之上。

对此，宋人晁说之题诗曰：

“阊阖千门万户开，三郎沉醉打球回。
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

把安史之乱的根源，归罪于玄宗耽于马球。这个批评未免过苛——青年时期的玄宗同样热爱马球，却开创了开元盛世；耽误政事的，是杨贵妃出现之后那个沉溺于声色的玄宗，而不是马球本身。把一个帝国的崩塌归因于皇帝耽于一项运动，其实是后人情绪宣泄多于历史分析。

如果说唐玄宗李隆基在景龙年间的球场救场，那是帝国如日中天的青春朝气，那么唐朝末代皇帝唐僖宗李儇（xuān）在乾符年间的一场“马球选官”，则是大唐帝国落日余晖中一声刺耳的丧钟。

当时的背景是，富庶的西川节度使出缺。正常情况下，节度使封疆大吏的任命需要经过中书门下的考核、甚至皇帝的亲自圣裁。然而，在独揽大权的大宦官田令孜（时任神策军中尉，人称“阿父”）眼里，朝廷法度形同虚设。

他挑选了自己派系里的四位神策军将领：陈敬瑄、杨师立、牛勖（xù）、罗元杲。 田令孜把他们叫到跟前，指着马球场说：

“西川节度使，这个位置太诱人了。你们四个都是我的心腹，给谁不给谁都会伤了和气。这样吧，咱们球场上见真章，谁先击球进洞，这西川节度使就是谁的！”

田令孜的盘算极为精明：这四人都是他的人，不论谁赢，富庶西川的实际掌控权都落入他手中——所谓“击球赌三川”，不过是宦官集团内部利益分配的一场把戏，皇帝不过是那个掌声中的摆设。

而此时，黄巢起义军已逼近洛阳，长安城早已是人心惶惶。仅仅一年后，黄巢攻破长安，僖宗仓皇南奔成都。那几个在球场上抢夺地盘的神策军将领，终究保不住都城长安。

帝国走向终局的过程中，连球场都成了政治的屠场。

1956年冬天，大明宫含光殿遗址，出土了一块奠基石，上刻十八个字：“含光殿及球场等 大唐大和辛亥岁己未月建”——唐文宗大和九年，在修建含光殿的同时，特意修建了一个马球场。那一年，正是甘露之变前夕，文宗已是宦官掌中的囚鸟，政令不出宫门，命运由人摆布。然而球场还是修了，马球还是打了。

这块奠基石，静静地记录着一个帝国的末路与一项运动的余晖。

今天，章怀太子墓的那幅《马球图》，静静陈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点击观看原图），与千万件唐代文物一道，被玻璃罩隔开，接受后人的观看。

画面上的那些骑手，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奔腾的瞬间——马蹄扬起，球杖挥动，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全力以赴的专注。

他们不知道，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将被后人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盛世之一。

他们只知道，球还没有落地，马还在奔跑，前方，是无限开阔的球场，任他们“东西驱突，风回电激”，酣畅淋漓。

只要球不落地，大唐便永远是盛世。

注释1：见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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