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7月01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信宇编译）众所周知，当前欧洲经济正面临严峻困境，高企的通胀、繁琐的监管、根深蒂固的企业垄断，以及庞大的福利体系都令其举步维艰。解决之道始终是节俭、削减预算、健全的货币政策和自由市场。这本应是显而易见的，但不知何故，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这个话题的记者们总是把事情搞砸。这些人对经济学只有一知半解的了解；他们只是模糊地记得多年前上过的基础课程，然后就凭空捏造。

不知何故，在这种即兴发挥的过程中，记者们竟然重新发明了英国经济学家、现代宏观经济学奠基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年）的谬论，甚至包括他最粗糙的分析。请看我刚刚从一家主流媒体读到的这篇报导：

“近年来，欧洲人更加注重节俭——这给欧洲大陆带来了又一个经济难题。消费者不愿消费是欧洲经济落后于美国的一个关键原因，在美国，强劲的消费，尤其是高收入人群的消费，推动了经济增长。

“节俭和谦逊的社会传统，以及对战时物资匮乏和通货膨胀的挥之不去的记忆，使得储蓄成为一种执念和道德义务。”

人们或许会觉得这是件好事。收入大于支出总是好事。这只是会计上的常识。而过度消费会导致破产。这对家庭来说当然是好事。但在凯恩斯主义（Keynesian）的思维模式中，对家庭有利的事情，对宏观经济却是不利的。这就是所谓的悖论：如果你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就会伤害他人；而如果你做对自己不利的事，反而会帮助他人。

虽然这并非凯恩斯的原话，但意思大致如此。我们可以从他1936年的著作中看到他理论的雏形：

“因为，虽然个人的储蓄额不太可能对他自身的收入产生显著影响，但他的消费额对他人收入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所有个体同时储蓄相同数额的储蓄是不可能的。每一次试图通过减少消费来增加储蓄的做法，都会以某种方式对收入产生影响，使得这种尝试最终必然以失败告终。当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储蓄额低于当期投资的总额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一旦尝试这么做，收入必然会上升到某个水准，使个人选择储蓄的总额恰好等于投资的数额。”

我引用这段话并非希望读者能理解他的思路，因为实际上，他的思路根本站不住脚。或者更确切地说，一旦我们改变了词语和因果关系的传统定义，它就似乎说得通了。

凯恩斯在这里表达的观点更明确：

“如今，许多关心祖国的民众认为，他们和邻国能做的最有效的事情就是比平时更加​​节俭，以此来改善现状……这完全是有害的、错误的——与事实恰恰相反。”

好了，就是这样。停止储蓄，开始消费。这才是为国家福祉做贡献的方式。凯恩斯如是说。

事实上，如果你听从这种建议，最后只会落得破产的下场。你不过是成就他人（或这件事）所牺牲的代价罢了。与凯恩斯的预言相反，即使挥霍无度能在短期内营造出繁荣的假象，整个国家最终也会走向破产。

这套理论是罗斯福新政（New Deal，1933—1938年）的基础，而罗斯福新政却将那场经济灾难延长了十年。政府政策试图阻止物价下跌，然后又试图刺激人们增加支出，而他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钱。政府会尽可能多地支出以提供帮助，而这正是政客们所热衷的。

这种观点基于这样一种理论：经济衰退是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而实际上这是由于前十年货币扩张导致生产和消费不匹配的结果。

经济需要的是一次重置：新的价格体系、新的商业模式、不可持续产品的破产，以及更多的储蓄。无论如何，储蓄最终还是出现了，并为战后巨大的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凯恩斯主义者的骗局最终没有得逞，这是一件好事。但他们的确在此过程中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其中一项损害就是政府过度支出的习惯，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不断累积。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个问题起初并不严重，但几十年来却愈演愈烈。此后，政府的节约便成为过去式，而经济增长也随着时间推移而放缓，这单纯是因为政府债务排挤了民间投资。

换而言之，事实证明凯恩斯关于社会可以通过支出摆脱经济衰退的观点完全错误。实际上，这种做法对家庭和整个经济体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不知为何，经济教训总是难以被人们记住。每当经济衰退时，人们反而会呼吁增加消费，而实际上应该做的恰恰相反。如今欧洲的情况正是如此，各国政府和媒体都在指责普通民众消费不足，从而导致市场需求下降。

这些人似乎连简单的数学都理解不了。储蓄的最终目的是投资，而投资是实际生产和产出增长的基础。储蓄的资金会转化为借贷资金，并最终形成用于匹配生产和消费的资本存量。这是无可替代的。当然，央行融资并不能起到替代作用，它不能作为一种虚假的、强制的储蓄来取代真正的储蓄。

欧洲充斥着僵尸企业和政府，部分原因是反对节俭的政策所致。

平心而论，凯恩斯关于经济增长是由消费而非生产驱动的观点并非新颖之见。他借鉴了几十年前就已流传下来的著作。

这种理论很奇怪，因为它完全颠覆了经济问题的本质。问题的关键从来不在于如何刺激人们购买更多商品。我们生活在一个欲望无限的世界，真正有限的是满足这些欲望的手段，而这正是经济学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

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他在250年前的巨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全名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试图解释的是国家财富的来源，而非国家的消费。财富的生产始终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欧洲无法通过增加债务和放松节俭来重振经济。那样只会走向更严重的衰败。相反，我们有大量历史数据表明，高储蓄社会往往能带来巨大的产出增长。原因很简单：高储蓄意味着低利率和可持续投资，因为在一个需求无限而资源有限的世界里，这在数学上是成立的。

对于由过度消费和债务引发的低增长问题，并不存在什么神奇的灵丹妙药。对家庭而言的长期解决方案，对国家同样适用：量入为出，为未来积蓄资源，不要试图利用宽松货币政策和债务来钻制度的空子。这种智慧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放弃了这种理念，但这并不影响其正确性。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 2019）一书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学专栏，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广泛发声。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原文：The Paradox of Thrift Revisited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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