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3日讯】今年纪念文革发动40周年，明年又是反右运动50周年。我寄期望于明年的纪念活动，能如今年一样有较高的质量，较大的收获。 “反右”与 “文革”，这两个事关中国与中共命运的政治运动，有紧密的内在与外在的联系与区别，弄清它们之间的真实联系与区别，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因而它就是对于认识与推动中国反对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的绝对必要的一课；缺了这一课，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定会是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同时我还认为，对这两个运动对比着研究，可收 “相得益彰”之效。为此， 抛出本文，但愿能够把我们仍活着的“蛇”（右派）朋友都引出洞来，来个劫后余生的精神聚会。 更愿所有的志士仁人，有识之士，都来参加这项 “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活动。愿本文有幸，能起到 “开台锣鼓”的作用。
关于“反右”与 “文革”，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学者们曾就此发表过很多意见。我把它综合为两点：一曰 “序幕”说，一曰 “预演”说。
章立凡先生说： “‘反右’在某种意义上是“文革”的预演，只不过后者的破坏规模和烈度更加广泛和严重。”（《毛泽东“反右”动因及后果的再研究——对李慎之先生迟到的纪念与商榷》）
朱正先生说： “反右派斗争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或预演。” （《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 》）
邵燕祥先生为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作序说： “有人说反右派斗争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我以为不如说是序幕。”又在本书《香港版序言》中说： “‘反右’云云，1957年当时称为反右派斗争，后来也称反右派运动，是1949年后针对知识份子的第一次规模最大、影响至深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开其后造成民族大灾难的文革之先河。”
我说： 毛泽东心怀鬼胎。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心中孕育的一对双胞胎，也就是说不是一个胎儿，所以他们的呱呱坠地就会是兄先弟后，先后有序。这将形成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差。 而其诞生决不可能是不分兄弟长幼之序， 不分“反右”与“文革” ，只是或“流产”或 “成活”的同一个胎儿（ “流产”了叫做“文革”， “成活”了叫做“反右”）。我之所以说是“双胞胎”，就是集内因外因远因近因之大成，致使在毛泽东谋取政治霸权的道路上出现了两只拦路虎，都必须搞掉，并不是只用搞掉一只，或搞掉这一只就等于搞掉另一只：一是必须搞掉中国的匈牙利式的反革命，他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毛泽东选集》五卷，323页）这个名堂叫 “反右”，主要在党外； 这一点可与薄一波的说法相印证： “反右开始后，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 ‘反右派就是肃反’， ‘新式肃反’，是 ‘清党清团的好机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622）又可与毛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相印证： “镇压反革命，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庐山会议实录》页223） 。
另一个是要搞掉中国出现的反斯大林主义，反个人崇拜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这个名堂叫 “反修”，主要在党内。
这就必须用两个战役来消灭两只老虎，毕其功于一役是绝对不现实的。因为这个时候搞文革的准备工作， “八”字还没一撇：一是刘少奇与周恩来尚未被离间开。二是党政文武大权，毛尚未牢牢在握：这时候的国防部长是与他 “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彭德怀而不是 “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的亲密战友林彪； “三家村”一类 “外围”还没有清除；对刘少奇的心腹干将， “四家将”彭罗陆杨（彭真是政治局委员、首都市长，罗瑞卿是解放军参谋长、公安部长，陆定一是宣传部长，杨尚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首先需要打倒，做到 “打虎先扳牙”； 三则，需要进行舆论工作：一个观点，一条路线，只叫少数人知道不行，要使大家都受骗；四则，对刘少奇雄厚的政治资本，要逐步 “剥笋”，予以剥蚀、剥夺。毛终日盈于耳的是，举国上下都在津津乐道： “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__这也是他必须打倒又不能马上打倒，而要真正打倒刘又必须把中国搅个底朝天的原因；五则，从最近解密的林彪日记披露，毛需要策划于密室，组织自己的人马，并搜集对方材料，罗织罪名；六则，重中之重的是波匈风潮的波及和国内工人罢工、学生闹事、农民退社，知识份子满腹牢骚，当务之急是，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此举一则可济燃眉；其次，杀鸡给猴看，可收快刀斩 “乱”麻之效；其三，从此造成万马齐喑，进而达到指鹿为马，毛便可最后做到真正100%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任意妄为，横行无阻， ……。难道毛在没有做这些必备的工作之前，就率尔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不是 冒失鬼”吗？所以毛泽东是吸取列宁搞的 “二月革命”与 “十月革命”的经验，有先有后地扫除 “两堆垃圾”。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1957年一举扫除“两堆垃圾”。就连打虎英雄武松一次也只能打死一只老虎。何况毛泽东研究和处理矛盾的思想方法一贯是， 必须注重矛盾发展的阶段性？以及，何况他一向的阴谋策略都是 “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呢？再说，如果按“流产”说，毛要整党内那些 “反冒进”的领导， 本意不是要反右；就是说， 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流产”，将发生在此时。那么，由此会产生出一个简直不可思议的问题：毛泽东的本意此时不是要反右，那他要到什么时候才反右？或是，永远也不反右了？
所以我认为，说 “序幕”，说“先河”，说 “双胞胎”（或 “两只拦路虎” ，或“两堆垃圾”），这些话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准确的； 说“预演”，说 “彩排”， 说 “流产”，说的是和正式演出的 是同一个戏剧，不但不是两出戏，也不是同一出戏的不同的场或幕，或说也不是同一文章的上下篇。他们这样说不仅不准确，而且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 它只见同而不见异，混淆了两个运动的联系与区别；更因为，它能误导出一个极其有害的谬论，为毛的阴暗谋算打掩护： 毛的本意是要党内整风（即后来肇始于 “四清”，畅行于文革的新名堂：斗党内走资派）。党内整风之所以流产，是由于右派的猖狂进攻， 所以只得先反右，把文革推迟十年。——这些正是李志绥先生的论点，即：如不是右派进攻，文化大革命将发生在1957年而不是1966年，而这又成为朱正先生 “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立论的根据。
朱正先生在为参加纪念文革40周年而写的《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 》专文中，过细地反复地谈论了他的看法。我将用评点此文的方式，来表述我与作者意见的异同之处。我的评点都放在 “中括号[ ]”内，原文都在 “中括号[ ]”外：
1957年发生反右派斗争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更知道 “反右派斗争不是偶然的”。只有可爱的政治糊涂虫，或阴险的政治毒虫才认为毛是好心眼，真心诚意要整风，因没有估计到意见提得如此 “尖锐”，这才 “偶然”地转向反右。]第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知识份子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候的猛烈爆发。[当时毛一直在说，跟知识份子关系相当紧张]；第二，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一同致力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其他政治力量，即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主要代表的民主党派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候的猛烈爆发。[如果仅说到此戛然而止，那就无意中抹杀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杀手与苦主的区分。 “李锐在访问过程中揭露一段颇有份量的史实，他说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说过，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见金钟《回首十年说批毛》，《开放》2003、12） 可见毛早就想到把民主人士当作斗争对象了，这次当作反右斗争的对象是其来有自的，毛处心积虑不自今日始，而是早已成竹在胸， 蓄谋已久，盘根错节，毒根甚深。]
（ 之二 ）
知识份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感觉，就好像狱囚遇到了狱吏，被征服者遇到了征服者一样。经过这样一番改造，一些胆战心惊的知识份子祇好努力去做一个伪君子，以保平安。这也正是思想改造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共产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一向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这一点是丝毫也不含糊的。前者神气而霸气地公然以改造者自居；后者动辄得咎，如胡风说的，咳嗽一声都有人录音，所以总是临深履薄，像恶婆前的小媳妇，退不完的裤子割不完的尾巴，挨不完的打屁股。现在回头来看，可以看透，改造思想的实质和目标就是消灭良心，消灭自尊，消灭独立思考。所以好多知识份子都和朱先生一样，看清了改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人人无人格，人人都做伪君子。所以现在中国的知识份子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伪君子 （只用看看文化教育界，医药卫生界，科学技术界……的奴才主义，犬儒主义，腐化堕落到 “抓住鼻子不顾腮”的程度，就一切不证自明了。） ，可贵的是，还有成为佼佼者的真君子。另外，对伪君子也要一分为二：有出卖灵魂，昧心求荣的真 “伪君子”，也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 “伪君子”。]
对知识份子更沉重的一击是1955年的肃反运动。这场被称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紧接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这场文字狱开展的，遍及全国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大学师生、中小学教职员工、工商企业、文化团体……都在紧张进行。列入“肃反对像”的多达一百四十万人，占当时全国五百万知识份子四分之一以上。从胡乔木为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撰写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可以知道，在这数以百万计的肃反对像中，查出了“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另外还查出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八万一千多人。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是指1949年以前在旧军政机关担任过一定级别以上官职的人。而在占肃反对像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的那一百三十多万人，不但没有现行问题，就是在履历表上也没有任何“反革命”记录的。把他们列为肃反对像来审查，来斗争，祇能说是斗错了，肃错了。不用说，这被错斗错肃的一百三十多万人，[我作为肃反对象，时年22岁，被斗争的详情从略，只用指出运动结束时我满身血道子奇痒（医生说是神经性皮炎）和脱发落得满头铜钱大的光疤（即斑秃），即可说明运动的残酷和我身心受到的摧残了。但我并不在 “这被错斗错肃的一百三十多万人”当中。因为没有查出我的任何历史问题，没得出任何罪名，故不算 “错斗错肃”，只是为后来的划右派增加一个条件： “对肃反不满，污蔑肃反积极分子阴险”。]当然是满腔的委屈和怨恨。
肃反运动是1956年基本结束的。正好这时候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表示出一种广开言路的姿态。[说得好!的确仅仅是 “姿态”。姿态呀姿态，大家再不要陶醉于毛泽东一贯的搔首弄姿的表演!不堪回首忆当年，他的表演曾使多少人误以为真而掉落陷阱，一息尚存还要声嘶力竭地对着阱口高喊：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有的把这两个口号写进遗书里）； 至今仍使多少人迷途不知返；又有谁知，现在仍有他的多少徒子徒孙们青出于蓝地加以效尤，继续进行坑蒙拐骗；人们千万别再信他们那一套，要记取建立在右派赤血白骨之上的历史教训啊!]于是，这一百多万被错斗错肃的人中间，就有许多人趁此机会诉说冤苦了。这表现为当年共产党和知识份子的一个大矛盾。
概括地说，经过从思想改造运动到肃反运动这些不间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份子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打击。因而就形成了“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的知识界的某种紧张关系”。[矛盾正好是共产党日常的零打碎敲与搞政治运动时趸批的 “打击”，所造成的。 “打”与 “被打”就是贯穿于党和知识份子之间的矛盾的内容与实质。一定要指明 “打”与 “被打”，如果二两一葫芦地说 “矛盾”，就会造成好像这是摔角场上按运动规则的 “公平摔角”的假象。]
怎样解决这一矛盾，缓解这种紧张关系呢？在知识份子这一方，希望对于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所受到的无端伤害，给他一个说法，还他一个公道。他们对于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按照自己最大的好意去理解，以为肃反之类的政治运动，正是整风运动所要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集中表现，以为自己蒙冤受屈的问题可以在整风运动中得到解决。殊不知这并不符合毛泽东整风的本意，毛最终是用反右派斗争来解决这一矛盾，把诉说冤苦定性为猖狂进攻。[过去的事实表明：不是 “猖狂进攻”，而是“猖狂被（！）攻”；今后的事实更是：因对 “被攻”不满，就 “被攻”得更加 “猖狂”；为证明第一巴掌打得正确，第二巴掌打得更重!不要认为这只是个轻描淡写的比喻，这是一条铁定的规律。许多许多受害者，都深知这条规律，所以他们，或是为了避免吃更重的二遍苦，受更重的二茬醉；或是为了谋取某些政治利益，对即便是共产党自己都承认斗错了他们，是冤假错案，；他们却都忍痛称乖： “是妈妈错打了小宝宝”。]由此可知，反右派斗争是共产党[所造成的]和知识份子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的猛烈爆发。中国的民主党派是自由知识份子的政治代表，他们不满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也同共产党保持着距离。当国共两大党的斗争激化起来，在“二者择一”的条件之下，多数选择了共产党，追随共产党投身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殊死斗争中，大敌当前，也很需要民主党派的合作，至少在影响敌占区人心向背这一点上他们能起的作用甚大。在这个时候，对他们即使有所不满，也是采取一种忍让克制的态度。1948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中说：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 暂记心中，账最终是不会烂的。49年后，对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通过各个运动，第一笔就是算这个账，直至反右和文革。]
可见是十分注意不要得罪这些同路人，而在心里却早已打定了胜利之后跟他们分手的主意了。苏联解体之后，从公开的秘密档案中可以看到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史达林的电报，其中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以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在更早之前的中共七大上__如前已指出的：“……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说过，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可见毛的处心积虑，是一以贯之的。]史达林没有同意这个意见，他在复电中表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它们还将长期存在，……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一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大约是几年之后毛泽东提出[花瓶主义的]“长期共存”方针的最早渊源。
中国的那些热心政治的知识份子，是因为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政治主张，才组织民主党派，才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才因此和共产党走到一起来的。当国民党的统治即将被推翻的时候，他们曾经幻想可以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了。1948年10月，罗隆基以民盟留沪中委的名义，“写了一个向中共的建议书，主要内容为：１内政上实行议会制度；２外交上采取所谓协和外交方针（即对美苏采取同样友好方针）；３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党的自由；４在盟内的共产党员应公开身份，党员和盟员避免交叉”。这些意见， 都是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毛泽东是老狗不忘千年食。就着罗隆基早先的”这些意见”跟他算老账，就够划他右派了。其实在鸣放中，除了毛对罗捏造的罪状外，真实部分都是不违反党的当时现行的方针政策的。划罗右派是 “欲加之罪”，是锅里早已下了他的米，是生米早已做成了熟饭。罗对此 “饭”，一直是 “吃不了兜着走” ，直至死后也不瞑目。这也代表很大一部分右派的境遇。连胡风、王实味也然。扩而大之，整个反右都是在算毛泽东心目中的那本老账，当时的说法是 “交代历史根源，新账老账一起算”。]
（ 之三 ）
国民党被赶出了大陆，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共产党和这些民主党派的矛盾就尖锐了起来。其实，共产党早就预计到了这一点并且决定了对策。1947年12月17日周恩来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文件的时候，加写了这样一段：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如果说，上述这些造成 “人们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的历史根源，是从长计议的话，那么， 他现在搞的大鸣大放： “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 ‘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图穷匕首现；就是时候一到，一切全报。毛泽东说，反右派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倒不如按着历史的本来面貌说，叫做 “蓄谋已久的阴谋得逞”。]
现在回头看就很清楚了[真的“很清楚了”吗？]：从这个文件发出之日开始，到反右派斗争为止，十年之间，共产党就是按照这个态度处理它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一步一步实施这个既定方针。到了1957年，矛盾积累到了极点，终于给了他们毁灭性的一击。这些民主党派从此名存实亡，不再是一种多少有一点独立性的政治力量了。[在这样明如观火的事实面前，我希望人们真的“很清楚了”，再也别说毛是真心诚意要整风，原本无意反右了!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 都“很清楚了”？ 我知道，有一个人是“很清楚了”。从《邓小平与毛泽东》一书中，可知作者冯治军对此是 “很清楚了”，作者的认识很彻底，很决绝：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认识中，反右运动似是一起偶发的事件，许多书刊、文章将当时的国际形势——由苏共 ‘20大’引发的 ‘匈波事件’以及国内形势——各地爆发了多起罢工、罢课和上街游行事件这些表面现象，视为反右运动的起因[应该说是导火线]，认为是毛泽东 ‘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引致扩大化的错误。其实反右具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即这是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发展，即使没有 ‘匈波事件’和国内的罢工游行，也是必然要发生，迟早要到来的。”（该书第212页）这就把 “毛原先诚心整风，后被迫反右”呀， “右派猖狂进攻，要进行较量”呀， 等等鬼话，统统撮进了垃圾坑。狼是吃定了小羊。而毛比狼更阴狠的地方在于，他的巨骗能让全国人民皆曰： “小羊犯了 ‘可恶罪’!狼吃小羊全是为了全国人民!”]
反右派斗争的前奏曲：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了整风运动。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以《这是为什么？》为题的社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写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就内容和性质来说，反右派斗争首先是算前一阶段整风运动的账，所以有“由整风转变为反右”一说。就时间顺序来说，也可以说整风是反右的前奏曲。我们在探讨反右派斗争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之前，要先看看整风运动。
就我看到过的材料来说，最早提出要在1957年开展一场整风运动的，是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右派早已有言在先： “三害”的根源，要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这是击中要害，极中肯綮之言。毛泽东是 “三害”的老祖宗， “三害”为害之烈莫毛泽东为甚。连及，有为毛辩护者竟声称：文革是要反官僚，反特权。试想，天底下还有谁是比毛更官僚，更特权的吗？对于他来说，斯大林也得甘拜下风，沦为 “小巫”。]
这次中央全会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镇压起义[这里，毛泽东欠下匈牙利人民一笔血债。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刘宾雁说的：“ 可以断言，中共领导集团和中共反动派造下的罪孽，远远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们是逃不过总清算和大审判的。审判席上还将有外国人在场。因为毛泽东一伙手上不仅染着中国人的血。1956年，苏军第一次进入布达佩斯后，曾一度撤出。是在毛泽东派出中共特使刘少奇赴莫斯科力促之下，苏联才再次出兵，对匈牙利人民起义血腥镇压的。”（《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之后几天召开的，听取了刚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的报告，刘介绍了他如何同赫鲁晓夫商讨处理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情形。可以认为，这次中央全会就是为了讨论波匈事件而召开的。[在为了讨论波匈事件而召开的这次中央全会上，毛提出了要整风，怎么有可能把反 “反冒进”列为整风目标呢？岂不是文不对题吗？]匈牙利事件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刺激，他当然极不愿意在中国也出现这样的事件。他在会上提出开展整风运动，就是为了避免在中国也出现匈牙利事件的一项措施。为什么开展整风运动可以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呢？毛在1957年6月8日写的发动反右的党内指示中作了这样的说明：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祇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当务之急是这一个，毛的 “本意”怎能会是不分轻重缓急， 舍此而先整党内的 “反冒进”的领导呢？]
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即照此办理，在一些地方制造出“许多小‘匈牙利’”，最有名的一案是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因升学问题上街游行，被人为地制造成一起民盟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处死了三个无辜者。这一案件有助于人们对毛泽东这篇文章的理解，他说的“主动整风”，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里的论述，有力地否定了作者自己说的“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总算醒悟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醉翁之意不在整风!]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于这次计划中的整风运动的性质和做法，作了十分明确的说明：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对于人们理解整风运动的性质，这一段话真是太重要了：“整风，就是思想改造”。人们对于数年前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记忆犹新，而即将开展的整风运动原来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具体的做法，毛泽东说了一项：发动学生斗教员，人人过关。他把匈牙利那种群众上街的情形称为资产阶级大民主，那么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反右派斗争这些了。
（ 之四 ）
毛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不仅是因为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也有国内甚至更是党内的原因。他在1958年3月19日为重印一批按语写的说明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他说的“国际方面的风浪”，指的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国内方面”的“反冒进”事件，显然更是他希望通过整风运动解决的问题。
[“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什么样的 “相当影响”呢？这就是： “国际方面的风浪”，让右派认识到，有必要消除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如血腥屠杀和个人崇拜，等等等等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弊端；同时却让毛认为，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毛选五卷323页）必须用斯大林的屠刀，除掉搞匈波事件的阶级敌人，即：斯大林的 “刀子”无论如何不能 “丢”。毛泽东自己就曾对胡乔木说，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所以右派的意见，不管点名与否，不管有意无意，所提重大问题，矛头基本上是指向毛泽东的。至于对“国内方面”的“反冒进”事件，右派都是支持“反冒进”的；不管是工农业生产，还是农业合作化上的急躁冒进，还是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上的草率、粗糙，在在不得人心，受到右派极力反对。起码是在我的视野内，右派言论一面倒，都是“反冒进”的。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毛不会利用党外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划右派前的准右派）去那样做__如朱正引证的__李志绥所说： “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 ‘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95页）为此，我搜集了一些资料，做了一些研究，写在拙著《还原一九五七》中，可供参考：
[ “反冒进”是什么性质的事件？人民日报社论说是对右派做的 “可耻的内应”。毛认为是 “离右派只有50米”。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尤其是右派分子，都是 “反冒进”的，而不是拥护毛泽东“反 ‘反冒进’ ”的。请看我搜集的例证：人民日报载，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1957年5月16日发言： “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 22日，罗隆基就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 “保守”还是 “冒进” 这 个问题发言，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 张奚若、陈铭枢等指责毛泽东 “好大喜功”更是使毛长久地耿耿于怀，毛说，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也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种胡搅蛮缠的跪辩，令人难辨他是厚颜无耻而可恶，还是理屈词穷而可怜？千万别让我们听到如法炮制的狡辩： “是革命派的厚颜无耻，还是反动派的厚颜无耻？我们厚的是无产阶级之颜，无的是马列主义之耻。”
[6月10日《沈阳日报》刊出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说： “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冒进”。例如农业合作化， “我们的农具同两千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就这样一窝蜂似的组织起来，很多是变相的强迫命令，干部水平低、工作混乱、非生产人员增多、生产积极性降低（比单干时）等毛病就在所难免。”
[1958 年5月17日人民日报载：中共甘肃 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说： “党内外的右派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大事向党进攻。说 ‘500万亩水地是人命换来的’，是 ‘秦始皇磨民’；说1956年各项工作都 ‘冒进’了，这些‘都是领导上的脑袋发热造成的’；说批判 ‘甘肃落后论’是 ‘无的放矢’；说1956年春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是一个 ‘冒进’会等等……。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特别是经过了传达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党内清除了孙殿才（原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成义（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梁大均（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情况大变，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1956年的水利工程六个多月的成绩就等于1957年的十倍。原来准备十年基本上摆脱干旱威胁的愿望，现在看来，只要苦战三年就可以实现。”
[1958。7。15。人民日报载：广西反出的党内右派集团，从1956年6月开始， “就打着 ‘反冒进’、 ‘反主观主义’的旗帜，极力诋毁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党的领导，进行破坏团结的活动。1957年6月，中央宣布处理因灾饿死人事件时，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发展到最高峰。硬把因灾饿死人事件说成是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并进而全盘否定广西的工作成绩，认为党在农村工作上 ‘犯了路线错误’，要求 ‘重新估计农村工作’，要省委 ‘肯定错误’。”
[1959年，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问及 “你说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话对吗？”毛答：“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这话也有两重性，对，怎么样？不对，又怎么样？”李说：“如果说对，那就意味着精神的力量是无限的，就是主观唯心论。”这时毛看到旁边有人在暗暗制止李达，便气呼呼地说， “不怕，说吧，不划右派!”由此可见，把反冒进的人和观点，毛是将之划归于右派的。毛泽东认为 “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周恩来顺着毛的思路，作检讨说： “反 ‘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错误。1957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错误，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设成就，把1956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扩大为 ‘全面冒进’，并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 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悟，因而在1957年6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 ‘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转引自《周恩来与毛泽东》第398页） 。这在在说明，民主党派、知识份子是反毛泽东的冒进的。是与反冒进的领导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毛泽东怎么会利用他们、他们又怎么会去整 “那些 ‘反冒进’的领导”呢？这正好是把事情说了个相反。毛泽东对这一点很清楚：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是反冒进的社会基础，所以只有反右之后，反 “反冒进”才能奏功；同时，他对反冒进的人，也以 “右派”相预儆，相归类——据毛说，两者相距只有50米。这也是借杀右派之刀，杀向 “反冒进”者，而且使后者无还手之力。]
毛泽东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据报上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所宣布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一些党员的特权思想，从而改善执政党的形象，改善党与党外群众特别是知识界的关系。但是从毛在这前后发表的另外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知道，还有一个在《整风指示》里没有宣布的目标[奇怪!为什么无缘无故地 “没有宣布”呢？]，就是要跟党内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算账。[如李志绥所说： “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 ‘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95页）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知道，党务系统在刘少奇手上，行政系统在周恩来手上，这些党政机关的干部都是他们的下属，由谁出头来向他们提意见呢？毛泽东[恐怕不是毛泽东，而是李志绥和朱先生的主观臆测]想到了让民主党派来充当冲击的力量。[ 这有半点可能吗？除非毛泽东是傻瓜，糊涂得像一盆浆糊，否则，他是决不会寄希望于右派来充当冲击 “反冒进”的力量的，就像他不会寄希望于右派会反对赫鲁晓夫、反对匈牙利事件、拥护斯大林主义一样。事后证明，每个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右派发言，都是旗帜鲜明、大声疾呼地反冒进的；你能找出一篇拥护毛泽东的 “反 ‘反冒进’ ”的右派言论吗？就凭这一点，李志绥的有关言论和朱正的据以推理，就都是离谱十万八千里!太离谱了!离谱得让人都不知说什么好了!]
， 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为他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第二篇《序言》，谈到在这年的下半年，“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毛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他就这样吹响了各行各业全面冒进的号角。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冒进的恶果大量显现出来，刘少奇、周恩来这些比较务实的领导人感到形势严峻，提出了反冒进的问题。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这篇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发表的社论宣称：急躁冒进已经成了“严重的问题”，“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提出“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恼怒，在这一天的报纸上批了这样一些话：“尖锐地针对我”，“既然使干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七八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基调也是反冒进，其中提出：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为了这事，后来毛泽东多次批评他。例如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调侃地说：“恩来在1956年二中全会的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的。”
毛泽东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据报上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所宣布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一些党员的特权思想，从而改善执政党的形象，改善党与党外群众特别是知识界的关系。但是从毛在这前后发表的另外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知道，还有一个在《整风指示》里没有宣布的目标，就是要跟党内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算账。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知道，党务系统在刘少奇手上，行政系统在周恩来手上，这些党政机关的干部都是他们的下属，由谁出头来向他们提意见呢？毛泽东想到了让民主党派来充当冲击的力量。[上已证明，此乃 “海内”奇谈!]
（ 之五）
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在问 “为什么？”之前，必须首先弄清 “是什么？”如果毛根本就 “不会这样想”，那么，就着 “为什么”所作的说明不就全成了胡扯？]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之后，中国的这些民主党派就成了政治上的装饰品。它的头面人物虽说大都安排了颇高的职位，其并没有什么实权，不能做什么实际的工作，更不要说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了。因而显得很是消沉。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特别是在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新方针之后，民主党派一时颇觉兴奋，他们就像经过了冬眠的蛇，想要活动活动了。1957年三、四月间，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纷纷开会：致公党（3月21-23日）、民主建国会（3月22-23日）、九三学社（3月22-28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3月25-30日）、民主同盟（3月22日- 4月5日）、农工民主党（4月12日）都开了会。讨论在这新气候下的工作问题。这里祇举民主同盟的情况为例。民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在民盟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表示要更加广泛的参与国是。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却是毛泽东所厌恶的。这也就是后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说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不过这时他想要打击的还不是[？]这些民主党派，而是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他想，是不是可以来一个“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呢？民主党派哇啦哇啦提意见，对于他来说当然是一种消极因素，祇是如果把他们提意见的积极性加以引导，使其锋芒针对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那就化为积极因素了。他怀着这样一种愿望，就来着手调动民主党派这个力量了。[否。先生之言大差而特差矣!毛看准了他们“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的势头，就佯装退兵30里，设下整风的陷阱，声称只共产党整风，民主党派不整风； 请你帮助党整风， 你参加与退出完全自由；他宣布方针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 “猴不上竿直敲锣”……他则后发制人；由国务院宣布决定： “凡是进行整风的单位，所有[!]工作人员， 都应当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前此说的话，统统一风吹，最终来个滚水泼老鼠，一个跑不掉。你不出洞吗？即便是，一言不发，他还会再来个 “深挖”，”补课”，甚至封你个 “骨子里反党，实质上右派”。你能奈何他的鬼名堂之繁多，用心之毒辣呢？事实就是这样，可惜，现在还有人在枉费想像力，王顾左右而言他。]
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在《整风指示》见报的前一天，1957年4月30日，他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城楼谈话，党中央的几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总书记邓小平也都到场。毛讲话的主旨就是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他说了这样一些话：目前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有人很担心，怕矛盾一揭发，一批评不得了。我们对人家提出的意见，不要害怕，应该欢迎，给人家以提意见的机会。矛盾没有什么不得了，到处唱对台戏，把矛盾找出来，分分类。如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方面，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突出来了，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辩论愈好，愈讨论愈发展，人民民主政权愈巩固。几年来不得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几个月解决了。
整风主要是党内整风，可是有党外人士参加就更全面了。两种元素可以起化学作用。但党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尽管他对民主党派开的这些会并不高兴，但是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还是夸奖了几句。他说：最近各民主党派都开了一些会议，开得不错，提出了些问题。祇要党外人士谈出来了，大家一齐搞，这就更好谈了。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帮助共产党进行工作。
召开这样的座谈会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希望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希望他们在他划定的范围之内多提些意见，这就是对国务院所属的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这些部门，也就是总理周恩来领导下的部门的工作提意见。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也就对刘少奇的系统多提意见了。假如这些民主人士能够多提意见而且符合他的意图，毛还许诺给予一份回报。他说：统一战线中的矛盾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有职无权的问题吧！过去民主人士有职了，但是没有权，所以有人讲民主人士不大好当，有些恼火，现在不但应该有职，而且应该有权。因此，这次整风，在党内对有职无权的问题也要整一整。[绝非 “回报”，实乃欺人之谈也。]
这天毛泽东还讲到改变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问题，他说，大学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消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这也是知识份子很欢迎的意见。不过，后来凡是引用这话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这里，毛泽东也好，知识份子、民主党派也好，谁也没有提出或暗示出要批判 “反冒进”的问题，甚或连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这个前者要借助后者在整风中批判 “反冒进”的领导刘少奇周恩来的说法， 不禁使人咄咄称怪，弄不清这个孙猴子到底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所以，要还原事实的真相，只用想一想：既然你认清了 “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轻视和敌视是一贯的“，就不能不问：这一阵儿毛泽东为什么会心血来潮，一反常态，破天荒第一次这样对知识份子笑眯眯、甜蜜蜜？这样虚心若渴？这样有雅量呢？这可是太阳出自西方，成了 “西方红，太阳升”呀!当然这绝无可能。作为事前的诸葛亮，邓拓当时就揭穿： “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人民日报》不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鸣放，学了要出乱子。”（胡绩伟： 《伴君如伴虎》）说明邓拓原来就相信 “是假的”，这时又加了个 “更”字。我们等而下之，即便不加 “更”字；吃一堑长一智，总该当个事后诸葛亮吧!总该后知后觉到毛当时怂恿知识份子大鸣大放，是黄鼠狼给鸡拜年___没安好心眼儿吧!“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 赫鲁晓夫 回忆毛泽东）本地本时的风光展现出：还有谁比毛“大师”能把 “口蜜腹剑”这句成语表演得会更活灵活现、更淋漓尽致、更出神入化呢？至今我一想起来这一点，仍有灼灼余痛，怒恨交加!]
（之六）
整风指示公布之后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从5月8日开始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逐日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件事进一步反映出了毛泽东借重民主人士进行党内整风的意图。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成问题的是，这些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完全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他们并不在毛所划定的范围之内，对教育、卫生等等工作中的缺点提意见，批评这些工作中的保守主义，甚至有人在发言中还流露出反冒进的意思，例如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就提出了“八年来的工作中，究竟是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的问题。会上的许多发言谈到党委代替行政直接发号施令、外行领导内行、肃反运动的偏差，等等问题，实际上涉及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体制问题和严重弊端。这些都是毛没有料想到也不愿意听到的意见。[他料想到的 “放臭屁”比这严重得多，甚至于连呜乎哀哉再回延安都料想到了。我们实在不明白：从哪些根据，能说明 “这些都是毛没有料想到…的意见”？凡是 “毛派”，都是对右派的猖狂进攻，持 “毛没有料想到 “论者，当然这一逻辑并不否定：不是毛派也有持此论者。二者用心迥异，而其谬误则殊途同归也。]
这些民主人士对于共产党内的情况其实颇为隔膜，不知道（或很少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在反冒进问题上的意见根本对立，而把他们看成一个统一的领导集体，他们没有想到在提批评意见的时候要分别对待，在批评刘少奇、周恩来工作中种种错误的同时要赞美毛泽东的英明正确，表示对毛泽东的尊崇拥戴。像储安平的那篇要命的“党天下论”，标题竟是荒谬的《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陈铭枢甚至直接写信给毛，批评他本人，说毛泽东“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这种表现使毛泽东震怒。反右派斗争就从打击民主党派开始。
当年有机会经常接近毛泽东的李志绥在所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1957年，而不是1966年发生。我们今天祇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时是想藉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未料到民主党派人士竟群起质疑“社会主义路线”和“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被迫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党内领导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枪口向外，出现了大团结的局面。
如果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简单化为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打击周恩来，李志绥的这个看法是不无道理的。我们确实知道这样几点：毛在发动整风运动之时确实[这个 “确实”，确实是想当然，半点也不确实。]想要同时解决反冒进的问题[完全是岂有此理!说整风和文化大革命要解决 “反冒进”的问题，简直就是 “狼腿扯到狗腿上”。]；为了反击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民主党派人士，毛泽东不得不把反冒进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以求得党内的团结一致。李志绥的回忆录里记下了当时林克（毛的秘书）的看法：“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不是李志绥，而是林克，才是这个谬论的始作俑者。你根本不能相信这个林克。从李志绥的回忆录中，你可以得知，李当时并没有在毛身边，这些情况是他回来后林克告诉他的。他的这个推断是受了林的误导才作出的。我认为， 不管正确与否，这可能是林当时的真实想法 ，在私下交谈中说出口的， 倒并不是有意骗李。但李公开发表回忆录后，林吓得不敢承认，出于政治的需要，就作出声明：
[“李志绥还造了我的谣。他说： ‘我不在时林克跟毛接触最多，他跟我谈起他对毛的政治评估。林的看法， 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 这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对李志绥说过这样的话。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毛的这种 ‘政治评估’，因为这是违反事实的。”（《历史的真实》，页64）
[为什么林要否定李志绥说的并由朱正引以立论的这句话呢？ 是为了向党表明他是绝无违反党性原则的，他的认识是和党保持一致的：
[“毛泽东鼓励民主党派和其他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最初的目的是要用党内党外的批评互相结合的方法解决执政党脱离群众的问题，决非像李志绥所说从一开始就是搞 ‘政治圈套’，借民主党派解决共产党内 ‘权力斗争’。”（同上，页60。）
[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东西，你怎么能引以为据呢？ ]
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谈到为什么“反冒进”一阵风仍然吹遍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时候，他说，这是因为“党内除右派外，有一个观潮派，又有一个促退派”。可见[ “可见”!可见毛是清楚地知道，右派，观潮派，促退派，在“反冒进”上都是朋友，就算罪名从轻，后者也是右倾，只能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正是毛警告周恩来说的： 离右派只有50米了。我不知李志绥朱正是怎么想的？毛怎么会用右派去整党内那些 “反冒进”的领袖呢？他要右派去反右倾吗？完全是笑话!完全是异想天开!是的，实质正在于此：他要右派去反右倾!这有一点可能吗？除非是毛把豫剧电影《花木兰》唱词中的“花木兰” 改作 “毛泽东”，唱道： “毛泽东我发了疯啊!言语癫狂。”]他无意于把党内反冒进的人全都划为右派分子，给一些人另外准备了观潮派和促退派这两顶帽子，罪名轻得多了，并且接着说，“这些同志，大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错误，是可能改的，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这种不为已甚的态度当然有助于全党团结一致去反右派。
也因此，没有能够在整风和反右中去算反冒进的账。这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反右派斗争过去之后，毛还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在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　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又说：“‘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他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调侃周恩来，这在上文已经引用了。他在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更说，有些同志不经合法手续，“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突然暴发，提出反冒进”。可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冒进问题。这笔账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才得到最后的清算。从这个意义上看是有理由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的。[前面已经论证过，这个 “理由”根本不存在。相反的 “理由”，或说 “事实”，倒是存在的：毛的说法，和周恩来的检讨，不都透露出 “反冒进”为右派的猖狂进攻提供了弹药吗？再则， 我要问，当真是如朱先生说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冒进问题。这笔账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才得到最后的清算。”吗？ 。 王若水在《新发现的毛泽东》一书的第八章中说：
[“毛找了九省二市的第一书记参加，后来加上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会议的重点是反冒进。会上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印发了周恩来（!!! ----三个感叹号是魏紫丹加的，是为了引起读者特别注意，下同）、李先念（!!!）的反冒进言论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更加严厉地批评反冒进，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再奇怪不过的是，为什么这些我加上感叹号的，毛泽东指名道姓批评的 “反冒进”的主将，竟然在文革中一个都没有被打倒？ “可见从这个意义上看是有理由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的。” 中的 “这个意义”是无中生有， “理由” 是无源之水， “可见” 是无法成立的， “流产”论不得不沦为 “破产”之论。]
（之七）
反右派斗争的战果和遗产
前面已经引用过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话：“整风，就是思想改造”。准确地表明了整风运动的性质。实际上也就是预告了：反右派斗争是整风运动的最后阶段。到了八届三中全会上，要给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总结了，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真是说得简明扼要：“反右派，就是整风。”整风、反右其实是一回事，要说差别，不过是时间先后的两个阶段而已。[ “要说差别”，一是 “诱敌深入”， 一是 “聚而歼之”。]
既然说反右派斗争是整风运动既定的最后阶段，那么，开展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当然早就在毛的成算之中。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当初毛表示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究竟是真心诚意的求言呢，还是引蛇出洞或者说钓鱼的一种手段，阴谋或阳谋？[少饶舌。干脆说就是 “阴谋”。毛泽东说是 “阳谋”，纯粹是 “吊死鬼搽粉”。 这一点，触类可以旁通。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气急败坏，一怒之下甩掉了“阳谋”这块遮羞布；现在更加无耻地原形毕露。他说：“我他们不爱，给他们自由，让放出毒素。你讲我阴谋（!!!）就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鲨鱼。”（ 《 庐山会议实录》第331页。感叹号为紫丹所加。）虽然这比说“你讲我男盗女娼就男盗女娼”更加无耻和无赖，但这总算是他打自己嘴里承认了是“阴谋”。]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轻视和敌视是一贯的，从延安的整风和抢救到进入北京之后的思想改造和肃反，开展一场打击知识份子的运动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就说这一回的整风运动，他已经明说就是思想改造。当然可以认为在决定整风之时即有钓鱼之意，这事实上是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或准备阶段。是知识份子不知底蕴，以自己最好的愿望去解释整风指示的文字，误入白虎节堂，自投罗网。毛泽东是把反右派斗争当作“一场大战”来指挥的，提出了要使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谋略。“引蛇出洞”不过是“诱敌深入”更形象化的说法，就是诱使那些将要打击的对象充分暴露自己。他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呢？在《人民日报》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他说：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
这里所说的5月8日至6月7日，正是从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开始到工商界座谈会结束的这两个座谈会期间。正是在这期间，毛泽东在具体部署反右派斗争了。引蛇出洞或者说诱敌深入就是战役的第一阶段。
李慎之认为，这时间应该更早一些。他在《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说：“毛主席引蛇出洞的决策，应该是在（1956年）10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后开始考虑的”。他引证了毛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一些内容，像“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毛的这些话当然表示他有引蛇出洞的意思了。但是我以为，这时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开展一场后来实际进行的那样的反右派斗争。我这看法有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证据，就在同一篇讲话中，毛说，对于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要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在反胡风之前，包括胡风也在内；之后，不包括胡风了，对其他知识份子不仍是采取如此的赎买政策吗？同理，在反右之后，对史良吴晗卢郁文……一大堆知识份子不也 仍旧“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吗？可见，下面的 “可见”， “可见”得没道理。]可见这时他还没有想到可以采用更加爽快的第三个办法，即给这些人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李慎之在致胡绩伟的一封信里批评了我写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此书的增订本改名为《反右派斗争始末》），他说：（朱正）认为毛本来是好心好意地号召鸣放，没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倡狂，他才不得不反击。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我所以在1997年写《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实际上是对朱正的反驳。这里，他不是照引我书中的原文，而是概括地转述。在我的书里，对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原因并不是说得这样简单。在他决定整风的多种动机之中，我提出毛一开始确实也包含想要消除那些太刺眼的弊端，改善一下执政党形象的愿望。这里也有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毛在5月16日写的一个党内指示。这时他已经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了，可是他在这指示中还是写了这样一段话：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毛的说话，翻云覆雨，你简直就弄不清他的闷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如果你把这话当真，你怎样解释他对罗隆基 “无产阶级小知识份子与资产阶级大知识份子的矛盾” 的说法如丧考妣，如挖祖坟，一触即跳，火冒三丈呢？再者，既然如作者所述，毛的 “这个批示明显表示出他对这些意见是持欢迎态度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页62。）那么，这些意见的提出者下场又都如之何呢？在报上公布的提意见的人中，被列为第一个名字的心理学家王浩川先生，是我的好友，所以我知道他们划了右派。这就是毛对他 “欢迎”的这些重要意见的提出者所 “持”的 “欢迎态度”，也是对作者提供的 “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的冷酷讽刺。听毛言还要观毛行嘛!对毛的考察要从总体上、本质上加以把握。有中共党史活词典之称的司马璐说： “ 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个最大困难是，中共原始文件本身，经过权力斗争，或路线改变的影响，时时被否定或篡改。甚至毛泽东本人的著作，经过一再删改，不同年月的版本，说法就大不相同。所以，要鉴定一份中央文件的真伪，足够的原始资料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有关中共的全面知识，以及阅读的判断能力尤为重要。”（《中共历史的见证》，页418。）这里司马先生提出一个观察毛共的重要的思想方法，叫做 “总体把握”。就是要把握他那“万变不离其宗”的一点。这样看来，现在的问题出在何处呢？ 就是： “一叶遮目”。孟子说：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孔子说： “恶朱之所以乱赤也。”往往，坏事就坏在以 “小” 夺 “大” ，以 “朱” 乱 “赤”上。大矣哉!观察问题宏观、微观不分，真实、虚假莫辨之为害也。事实表明，朱正先生的意见站不住脚，李慎之先生的意见非常正确，非常准确，无懈可击，更无法推翻。]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毛即使在布置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仍然提出了消除一些弊端的要求。如果不看到这一方面，就未免把复杂的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毛时常不说人话，即便说人话的时候也不办人事。 “如果不看到这一方面，就未免把复杂的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之八）
在五百万知识份子中要打出多少右派分子，7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一个党内指示的时候，写下了他对于“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的意见，他认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到了8月18日，他在修改统战部的一个文件的时候，写的数字增加了许多：“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最后的实际战果，“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实际上全国共定了右派分子552877人。”应该指出：这是给“错划右派”进行“改正”之时的官方统计数字，必定比当年实际所划的数字要少些。当年究竟划了多少，要等到他日档案公开的时候才知道了。不久前看到一个3178470的数字，我对它的准确性甚至真实性不无怀疑。这篇材料的标题是《反右派运动档案解密》，却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由什么机关宣布解密的，也不见档案号。再就内容看，所提出的数字也不足信。1957年那时，中国“各类知识份子，包括高级知识份子和普通知识份子在内，大约五百万左右”，那么这三百一十七万就占知识份子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强了。在我这个过来人的印象中，没有这样高的百分比。[右派都是知识份子吗？就我所知，就有不少右派称不起是知识份子，有的甚至是文盲。但情况远不限于我之所知。 邵燕祥在《为一本题未定的新书作序 》说：
[茆家升兄写的这本书，其特点是写了一些“小”右派的悲惨命运。“右派分子”，一经定性，即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每一“分子”，都只是划归“右派”群体的“五十五万……”分之一，又何分什么大小呢？这里的“小”，是说他们不属于毛泽东指控的“头面人物”（如所谓“章罗同〔联〕盟”，以及参加政协各党派、团体的重要成员和各界闻人），不属于“党政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里具有一定级别的干部，也不属于所谓“知识份子成堆”的高校中的师生，而是在中等文化水平以下，甚至是文盲半文盲的基层群众，他们于高层政治一无所知，也缺少对全国大局的关心，平时自己不订报，也未必认真看单位里订的报刊，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有人以为“党天下”的意思，犹如共产党经常教育大家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今日中国是“共产党的天下”，天经地义，毋庸置疑，所以在回答“是非题”的“党天下”边上画了“+”号，不料这就无异肯定了储安平有关“党天下”的右派言论，也就等于在右派判决书上签字画押，铁案难翻了。如果说，划为右派的各类知识份子，好歹还算是明明白白地陷入冤案的话，这样的一群从来无意于干政的人，则是懵懵懂懂地陷入政治案件，真是冤中之冤了。
[这作为极端的例子，似乎事属偶然，但各种各样懵懵懂懂成为右派的人，不是一个小数，便有必然的因素在。]在没有找到确证以前，暂且让它聊备一说吧。[这样表态是很客观的。]
反右派斗争的灾难性后果，不仅是它打出了多少右派分子，以及这许多右派分子及其亲友在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中吃了多少苦头。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或者如有的作者所说的是“大逆转”。邓小平也是把反右派斗争看作历史的分水岭的，他说，毛泽东的领导在“1957年反右派的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这一论断是符合事实的。[邓的 “这一论断”是包藏祸心的，这点暂存而不论；单凭他是反右派的罪魁祸首之一，同时事实又证明他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他就决不会为反右运动作出正确的，公正的论断。他不是曾伤天害理地宣布过 “反右本身没有错”吗？所以，不能由反右英雄 “小平同志”来为反右定性，否则，其荒诞性，至少不亚于把秦香莲的冤案交 “世美同志”处理。]
紧接着反右派斗争而来的，是大跃进。毛泽东1958年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事情也确是如此。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结果。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批评意见的人这时多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些没有被划为右派的知识份子和干部眼看到不久前别人是怎样成为右派，落到怎样的境地，当然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土法炼钢，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没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就这样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开展起来了。
大跃进这一场新的灾难造成了持续三年的大饥荒，饿死的人以千万计。[用4600多万人的生命作代价，确证了反右派运动的极端反动性，但这仍不足以唤醒国人，实在是巨大的悲剧，也是值得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一切反共爱国人士深思的严重课题!]毛泽东知道：大跃进的失败使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大大降低，于是决心开展一场新的运动，打倒有可能向他的权威挑战的党内对手，重建自己的绝对权威。这时他就在准备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了。[ “这时他就在准备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了。” 的 “这时”，可能是1962年毛在七千人大会检讨之后，而 “这时”的这个 “准备”还是进行式： “他就在” 。 “这时”离开1957年又过了五个年头。 ]
以打倒刘少奇为重要目的的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开始的，有材料表明：准备工作是早就在进行了。毛自己说过，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就看出了问题。谁的问题？当然是刘。准备文化大革命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收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制造）能够置刘少奇于死的罪证。李冰封的《吁天辩诬董狐篇》一文谈的是历史学家吕振羽在1963年1月被秘密逮捕的事。逮捕吕振羽的目的就是要他作伪证，证明1935年11月在同国民党谈判两党合作抗日的时候，刘少奇充当了内奸。所以李冰封认为，1963年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毛泽东历来是 “不打没准备的仗”的。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我认为是始于1957年， 他搞反右就是走一步，看两步：着手对文革（反修）做准备工作；至于产生这个念头，如前所述，是在 1956年苏共20大之后。
[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黄张周，打了3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虽然这一运动的性质和内容较之反右派，与文革具有更大的相似性， 但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幕布仍不能正式拉开；试想，直到1959__1963年，准备工作都尚未完成，怎么能说文革会发生于1957年呢？]
各项准备完成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事实证明，作者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 开始于“各项准备完成之后”，这样看来，说文化大革命会发生在1957年。实在是无稽之谈。 这便是本文要着重论证的第一个问题。]
（ 之九 ）
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斗争的异同
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同他在1957年发动反右派斗争一样，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强他本人的权力和地位，打击有可能向他的权力地位挑战的对手。[此论甚得要领，如果背道而驰__另有否定这个 “最根本的目的”的论断，我想它定是非”谬论”莫属了。这是本文要着重论证的第二个问题。 但我在这里还需要进一步指出，朱先生这个论断的美中不足之处在于重同轻异。我的认识是：
[运动性质同是权力斗争；对像和名义同是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反”右派”。但具体分析，则 “同”不掩 “异”：
[反右是毛共外夺民主人士的权力，内清党团组织，建立和巩固一党专政的绝对统治，即 “党天下”。对象是以党外为主的党内外知识份子，头目是章罗联盟。名义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文革是内夺所谓 “走资派”（以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论，连最大的 “走资派”刘少奇也并不要”走资”）的权力， 外扫牛鬼蛇神，建立和巩固毛泽东一人专政，并觊觎世界革命导师的地位。打倒的对象是几乎囊括一切干部的走资派，头目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名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在 “516通知”中指出，走资派就是右派。所以，两个运动的对象，可统同称为 “右派”。
[同是以阴谋诡计为基本手段，反右是毛让知识份子大鸣大放激怒“三害”干部，然后一声 “反右”令下， “三害”弹冠相庆，以百倍的穷凶极恶，疯狂“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
[文革是毛误导“走资派”搞二次 “反右”，使其陷于不义，激怒 “革命群众”，然后毛贴出 “我的一张大字报”，红卫兵造反派风起云涌打砸抢， “砸烂刘少奇的狗头!”___把文革的目标叫响。
前者毛施阴谋 “引蛇出洞”；后者毛诱导刘 “东施效颦”，自己却窃喜： “上当了!上当了!”
[领军人物同是以左取胜；下场同是 “请君入瓮”
[反右派邓小平是副帅，是前线总指挥：他助毛消灭高岗饶漱石联盟， 诬陷 “小脚女人”邓子恢，是毛50年代疯狂推行极左路线的最忠实的贯彻者，为遮掩毛泽东江青的丑陋往事，制造了 “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冤案。后果是落得两次被毛打倒。
文革是林副统帅当马前卒，他高举、紧跟毛极左路线，助毛打倒彭德怀等，制造个人崇拜，在一场全党全民助纣为疟的大竞赛中荣获“冠军”。最后在被逼逃亡中，落得折戟沉沙的下场。
[来龙去脉属于同一根源
[甲，现实根源：
[1,国际根源：苏共20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反个人崇拜，引起世界共运的严重危机，包括世界规模的退!党!潮和匈波风潮。这是反[右派的导火线和文革的起因。
[2,国内根源：中共八大提出集体领导和发展经济的方针。文革的导火线是大跃进惨败，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被迫作检讨，权力地位日感动摇。反右运动是以往各次运动（特别是最近的肃反和一化三改），以及当前各个方面所积累矛盾的总爆发。
[乙，历史根源
[延安整风树立毛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使共产党黑社会化，毛成为黑老大。反右派和文革是他重温旧梦，故伎重演，得陇望蜀，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表现。
[过程都是 “夺权就是一切”
[整风反右是四个阶段，毛泽东说： “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学。 改。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开点小组会，搞点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选集》五卷，页287）结果，除了 “放”（引蛇出洞），反（聚而歼之）超额完成任务，后两项基本泡汤。
[文革是要求贯彻斗批改的过程，也就是“斗倒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最后结果呢，可用三个字以蔽之： “斗、批、走。”
[毛对反右与文革二者的处理，好有一比：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他说过： “饭只能一口一口吃。”所以他是”权”要一步一步夺。
[如上这些，对于我们研究与认识中共与毛泽东，能够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张显扬在《毛发动文革，生前防篡权，死后防鞭尸》一文的结尾说：
[“我说了那么多，中心的意思，就是决不要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进人家的思维模式。这里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东西，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权力斗争”（《开放》杂志2006年5月号）
[ 司马璐说： “‘以派系为核心，以路线为旗帜，以权力为目标。’的斗争，贯穿一部中共党史。 ” （《中共党史的见证》第417页） ]
在1957年，毛原来想借助为冲击力量的民主党派人士不明了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你是怎么 “明了”的？]不分老和尚小和尚一律批评，不但出现了对他本人的批评，甚至还涉及到有关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根本问题。他原本就认为[是的： “他原本就认为”。]民主党派怀有二心，这时候更感觉到虽然八年来经过各种政治运动打压和主流意识形态教化，民主党派仍未归顺。面对着这种七嘴八舌纷纷议论的局面，他感到当务之急不是跟那些反冒进的党内对手算账，而是赶快把被他放了出来的那个魔鬼重新收进瓶子里去。于是[ “于是”？？？——怎么又能这样说呢？涉及这些重大问题的右派言论的出台，是在5月15日毛泽东 “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反右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这个 “于是”颠倒了因果。]以民主党派为第一个打击对象，实现了全党一致的反右派斗争：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作者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中说得好： “这个座谈会以及工商界座谈会上的全部发言，都在第二天《人民日报》上详细报导， 上述三篇发言，即分别见于5月22日、23日、6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至于海德公园一说，在这两个座谈会的报导中没有反映，假如有人说了，当不会不作报导的吧。也许另有出处，我没有找到。
[“5月20日以后才出现的论点，怎么可能促使毛泽东在5月15日就定下反右派的决心呢？“问题就出在这里! ]
因此，在1957年，任何一个基层党组织，乃至任何一个党员，都是不能批评的，谁批评了就是向党进攻。因为党不是一个抽像的概念，而是由这些具体的支部和党员组成的。通过这样一场斗争，党的威势大大提高了；作为党的领袖，毛的威势更是大大提高了。这里我用“威势”一词，不说“威信”。因为有人说过，反右派斗争使共产党立了威，却失了信。[为什么 “反右派斗争使共产党立了威，却失了信” 呢？ 这表明共产党在道义上遭到失败。千万别放过这一问题!这是本文要着重论证的第三个问题。
[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毛对我说： ‘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本书，页188）”
[到现在，事实已经昭彰。不限于中国，恐怕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有识之士，对于 “谁才是男盗女娼，是毛泽东还是知识份子？”，都会认定是毛泽东。毛把 “阴谋”说成 “阳谋”，不仅说明他理屈词穷，而且露出一副流氓嘴脸。所以现在毛的徒子徒孙不仅否定 “阴谋”说，连毛泽东自己说的 “阳谋”也一概否定了。因为 “阳谋”已成为一个笑柄，当世人说 “阳谋”的时候，充满着对不齿于人类的无赖之徒的奚落，嘲笑和讥讽。所以像毛泽东这样的人，像共产党这样的党，即便有武装到牙齿的几百万军队为他保镖，充其量也只能是有威而无信。除了徒子徒孙外，所有的人总有一天会认识到毛不仅是道德流氓，而且是政治流氓，盖棺定论：他是男盗女娼的一生。关于反右起因的官方口径，正是为了挽救中共在道义上的破产，掩盖娘偷汉子，即掩盖毛泽东屙脓尿血、男盗女娼的丑恶事实。关键就在这里。]
（之十）
到了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从一开始，毛就明确告诉人们：决不可把共产党看做一个统一体。在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个文件《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写下了“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的话。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更明确宣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来人都记得，当年那些大大小小的党内领导人几乎无一不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而受到冲击，[所谓 “走资派”，其实无所谓 “走资”不 “走资”，只是泛指刘少奇线上的干部。 “当年那些大大小小的党内领导人几乎无一不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而受到冲击”。这说明，刘的势力盘根错节，多么庞大!也跟着说明，为什么当刘少奇个人已被打倒，文化大革命仍不能结束？当然也跟着说明，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可能发生在1957年？]这就同1957年的做法完全相反，不过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却是进一步大大提高了。[这时候再说 “威望”，已不合时宜，应该如实地说，是 “淫威”；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说 “信”，早在反右后业已丧失，这时，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就基本上垮台了，连我被监督劳动的生产队，老农民都公开说： “毛主席糊涂（地方音为huo duo）了。”]
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的时候，毛还颇有一些自信。这时他执政八年，工作中积累的错误，群众中积累的不满，都不算太多。有错误，他以为也不过是某些党员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造成的，无损于整个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祇要按照整风指示说的，让大家在和风细雨中批评批评就可以了。
到了反右派斗争中，甚至连这三个“主义”也不承认了。谁批评教条主义，就是攻击马克思主义，批评宗派主义，就是攻击党的领导……如此等等。用一顶右派帽子把一切批评都挡了回去。[不仅仅是 “用一顶右派帽子把一切 ‘批评’都挡了回去。“而且是把人民的一切合理要求，即所谓“闹事”，都借 “杀鸡”此一招数，全给镇压了下去。]
时间又过去了九年，到了1966年，工作中积累的错误就更多了。其中还包括大跃进这样的绝大错误，甚至应该说是滔天罪行，远不是可以用“三大主义”那样的轻描淡写能够解释过去的。这时，人们对大饥荒记忆犹新，心里都在想：这些错误乃至罪行是怎样造成的？应该由谁来承担罪责？对于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这样解决的：有一条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十七年间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切错误，灾难和罪行，都归罪于刘邓路线。毛要打击的一切党内对手，一切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归属于刘邓路线。这样强调党内的路线斗争，是1957年没有提出也不必提出的。[这话说得又糊涂了。 “1957年没有提出也不必提出” “刘邓路线”的原因，并非由于当时尚未出现 “一切错误，灾难和罪行，都归罪于刘邓路线。”的问题，而是 “干啥说啥，卖啥么喝啥”，当时干的是 “反右”，毛泽东居心先 “反右”。这才是最根本之点。]
在1957年，毛原来想要利用的冲击力量是民主党派人士，可是他们太不识相，有负厚望，因而受到沉重的一击，早已溃不成军，尸居余气。到1966年时已经不成其为一种力量，毫无使用价值了。这一回被毛泽东找来作为冲击力量的，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看来这是他因为有了1957的记忆而作出的决定。
在1957年部署整风和反右的时候，最开始，毛并没有想到学生。[怎么会是 “没有想到学生”？只是毛认为， “这些学生娃娃们， 没有经验”，用不着 “引蛇”，蛇自会 “出洞”而已。毛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提出整风的讲话中，三次提到学生上街、上访、闹事。在部署整风和反右之前，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说： “在学校里也出了些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 ‘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 ‘打倒法西斯!’ ‘要战争不要和平!’ ‘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 ‘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百万人就是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 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 ‘要杀几千几万人’、 ‘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毛泽东选集》五卷332-333”） ]是5月19日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了第一张大学报，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他们自豪地称为“五‧一九运动”之后，才[？]引起了毛的重视。在5月19日以前，毛泽东写的有关整风和反右的文件中都没有提到学生，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别的一些大学的学生们，出大字报，办民主论坛，闹烘烘，使毛泽东大伤脑筋，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酝酿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回忆起1957年这些娃娃们为了自己认准的“理”而奋不顾身的勇气，觉得可以用来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力量。于是所谓“红卫兵”就应运而生。[这里多少有些扭曲了历史。须知， “1957年这些娃娃们……认准的 ‘理’，“正好不能用来发动文化大革命。后来的事实证明，凡是在运动中觉悟到受了骗，因而认准了1957年 “娃娃”哥哥们的 “理”，就都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其中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有 “一或二、三……号服务员”（即头头们），也有无名小卒。毛之所以利用他们当炮灰，一方面是下面的理由：__]他们之中多是大学生、高中生，甚至还有初中生。他们更年幼无知、更轻信、更容易被煽感。他们不但不知道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连中共执政以来十七年的历史也不甚了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从父兄的遭遇中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但被告知这是受到刘邓路线的迫害，于是他们起来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他们成群结队，四处抄家，打死老师，破四旧，闹得乌烟瘴气。他们的这种种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都被称赞为革命行动，受到鼓励。在他们的冲击之下，各地党委在很短时期内就瘫痪了。“红卫兵”做到了毛希望他们做的事。[另一方面，这是毛耍的政治流氓手段。当然毛也有自己的苦衷：作为一个整体，知识份子是不能利用的，他们的理性让他们知道谁更坏？再说，他们从右派的苦难历程中得知：反对党员个人就是反党，更不敢设想反刘少奇了；党内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不可利用的：毛的倒行逆施与刘少奇的善后处理，失党心与得党心已成明显之势。不然的话，他通过党内路线斗争，通过党的组织常委会、政治局、中央全会……来处理，不更名正言顺，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吗？何必耍流氓无赖手段，用一群对党内是非不明，对党的路线斗争狗屁不通的乳臭未干的孩子，来打得刘少奇爷爷鼻青眼肿呢？ 孩子能解决好党内的路线是非吗？不让他们好好学习 “鸡兔同笼”与 “孔融让梨”，却教唆他们凶恶，邪恶，丑恶，打砸抢，刑事犯罪。毛泽东做得真够空前绝后，断子绝孙!应该送到历史审判台上，严惩不怠。]
（之十一）
文化大革命当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斗会，都是1957年经验的直接继承。[切不可囫囵吞枣地说： “都是1957年”! 这是正义与邪恶，道高一寸、魔高十丈的一年! 所以应该泾渭分明地，区分这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经验：指明是帮助党整风，知识份子 追求真理“经验的直接继承”；还是反击右派，毛泽东背信弃义“经验的直接继承”？文革继承的是后者，是邪恶!是魔高十丈!]
毛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祇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毛曾说过这是右派的发明： ”感谢右派， ‘大’字是他们的发明。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辩论，没有这个 ‘大’字。去年五月，我在这里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 ‘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 ‘鸣’，就没有这个 ‘大’字。”（《毛泽东选集》五卷，页485）现在他又这样说：是 “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极权统治下，人人皆无言论自由，而统治者毛泽东连胡说八道都有绝对的自由。无怪群众这样说： “毛泽东的嘴就是屄，逢说东就说西。”话虽不雅，但谁能说这不是事实呢？这和邓拓在《三家村札记-专治 “健忘症”》一文中说的文诌诌，很风雅的话，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见过的东西很快都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做过的事更记不得了。因此，这种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买傻，不堪信任。”治病方法：古人用狗血喷头， “一次不愈，则连治三次”； “现代西医的办法，是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 ‘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 由于毛泽东讳疾忌医，疑心很大，如曹操然：曹杀华佗；毛虽尚未杀邓拓，但邓拓由毛而死。
[在我们弄明白 “四大”的知识产权之后，接着说下去：毛领教了右派这件新式武器的厉害。 于是采取了一向的做法：“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现在 “人民文革”论者主张拣起这件武器对付共产党，是看到共产党（特别是邓小平）被这件武器吓得发抖，因而认作是文革的亮点，其实是谬归了。这是右派的发明，如果我们要继承，就要在继承 “四大”这种形式的同时，更要继承当时右派利用 “四大”所发表的各种真知灼见的内容及其勇气，要坚决拒绝毛泽东在后来反右，以至文革时，利用 “四大”当打手，来进行栽赃陷害。 右派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那些言论，如反对 “党天下”，如 “实行法治”……至今仍有时效，这是中华民族沉痛的悲哀，也是中共罪大恶极，顽固不化的表现。所以，只有目标明确地反对毛泽东的极权统治（ “极权”一词是北大才女、右派分子林昭在中国首先使用的。），反对党天下，如林昭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才称得起是 真正的“人民文革”（名字可另议）。如果，例如是砸烂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三自一包”，坚决拥护毛泽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等等等等，诸如此类，那算是什么 “人民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量采用这种革命形式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毛对这几样是如此喜爱，后来甚至把这些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写入《宪法》之中。直到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才有了一个新说法。他说：“‘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他说的是“从来”，就是说，这个“四大”不论在反右派斗争中，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邓并不反对在反右中运用，而是反对在1957年右派大鸣大放向党猖狂进攻；而是在文革中——特别是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运用；尤其是1979年民主墙惹怒了他。要知道，实用主义的他也曾说过 “四大”的好话。]
从形式上来看，文化大革命跟反右派斗争相似之处甚多，祇是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长，受到冲击的人更多，造成的破坏也更大。在这个意义上看，反右派斗争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或预演。[第一次说 “2乘2等于5”，不对；再重复几遍，也还是不对。]
在1957年，毛泽东把他提出的“百家争鸣”解释为“两家争鸣”：“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祇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照这样的解释，所谓“两家争鸣”，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这思想后来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在《五一六通知》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口号。可见就指导思想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延伸和发展。[难道真的反右是 “预演”，是“彩排”，文革是 “正式演出”吗？这说法已被证明是不对的。说 “延伸和发展”倒是对的。不过需要说明，朱先生所指，毛泽东在文革中的 “指导思想”，全是表面文章，全属男盗女娼。就以文革第一炮，批《海瑞罢官》说吧：吴晗是共产党的忠实奴才，对历史，古为今用，任意篡改。反右时极其伤心病狂。至于此一京剧的编写，也完全是为了向主子摇尾邀宠，按着毛泽东的口径写的。毛所以向他开刀，活该他冤枉，谁叫他是刘少奇（直接是彭真）线上的人来？根本不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说该剧为彭德怀翻案云云，全属子虚乌有。这是个案。整个地讲，宋永毅先生以充分事实说明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政治路线上并无分歧。我用此例说明，所谓 “指导思想”，真的是 “三全”：全是虚假命题，全是表面文章，全属男盗女娼。在此，我这个右派还要向左派吴晗先生深表同情： 因为他死前顿悟到“悔不当初”，咬破舌头写了这四个血字，所以他能“立地成佛”。佛说，纵有弥天大罪，也抵不住 “悔改”二字。]
毛泽东想要打倒刘少奇等党内对手的目标，在1957年[57年就想要？拿出真凭实据来!别光是徒托空言。]没有能够达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达到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流产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流产”（历史不能 “如果”，只好全凭想像），当真毛泽东在1957年就有可能和有必要打倒刘少奇吗？]。同1957年那时不同的是，随着刘少奇及其同事在弥补大跃进灾难性后果过程中威信的日益升高，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变得更加强烈与急迫。十年之后，“霸蛮”的毛泽东终于腾出手来，开始了他自己视为一生中在打倒蒋介石之外的第二件大事，即发动以打倒刘少奇为直接目的的文化大革命。[ “……腾出手来，开始了……”这说明了 “反右”和 “文革”是两码事，只有先办完一码事 ，然后 “腾出手来”， 才 “开始了”另一码事。如果硬说是一码事也行，比如说是一篇文章，那也必须承认有 “上篇”和 “下篇”之分，而不是一而二，二而一，囫囵吞枣不吐枣核之谓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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