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8月06日訊】《真實的江澤民》第七章 江澤民的GDP

康熙大帝在位六十年間，每年都有減免國稅，扶助災民的政策。蠲免天下錢糧共計五百四十五次，折合白銀高達一億五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國家每年兩千萬至三千萬兩財政收入的五至七倍。——題記

從1989年上台後，江澤民在位時期的經濟政策180度的逆轉了中共八十年代開始的經濟改革的方向。八十年代，農村的生產力得到了解放，成為農業的黃金時期；而九十年代卻出現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危機。八十年代應運而生了鄉鎮企業，政府鼓勵扶持私營企業的發展；到了九十年代，改革重點轉向城市，壓制了農村的鄉鎮企業。

而國營企業改革幾經周折，最後形成了大型國企壟斷包括銀行業在內的各大支柱行業的局面，而民營企業無論在資金還是政策環境上都無法望國企之項背，只能處於「小媳婦」的地位。1994、1995年分稅制改革後，地方政府為了增加收入而大力推行土地財政，進一步刺激了圈地運動和房產經濟。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後，外商在中國的投資連年大幅度增長，中國以低人權「優勢」，成為全球低端產品的製造中心；同時產生了經濟增長嚴重依賴高投資和高外貿，而國內市場相對萎縮的怪象。

所有這些都在江在位時形成，卻沒有因江的下台而改變。原因之一在於2002年卸任中共總書記之後，江仍然滯留軍委主席職位至2004年。從2002年至今，雖然胡錦濤為總書記，但每一屆政治局常委的九人中有大半人馬還是江系人物。這些人及其附屬集團牢牢把持著黨、政、軍、地方的重要位置，延續著江在位時期的政治經濟路線。原因之二在於江時期的經濟政策的直接產生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階層，它們受益於國企壟斷，受益於圈地運動和房產經濟，也受益於外商投資。它們自然不願改變這樣的發展現狀。

不僅如此，由於江時期的經濟政策的出發點是維護極少數人的利益，其手段無視社會的基本正義，無視子孫的長遠利益，破壞性的消耗中國的資源。在追逐物質利益中放棄了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為了短期的表面繁榮摧毀了社會的道德基礎。到胡錦濤上台後，這種不可持續而風險極大的發展模式表現為四處頻發的社會經濟危機，迫使下一屆政府疲於被動的應付危機而無力改變現狀。時至今天，中國的經濟仍然無可奈何的繼承著江時期留下的攤子。

第一節 「保八」政策

2008年，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中共於11月5日推出四萬億人民幣財政及貨幣刺激計劃，並開始迅速實施鋼鐵、汽車、船舶、石化、紡織、輕工、有色金屬、裝備製造和電子信息、物流這十大產業振興規劃。

在西方，因為2009年中國經濟的「出色」表現，一時間讚美之詞不絕於耳；有些西方人士甚至心馳神往產生了對中共專制極權的嚮往。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2010年11月16日發表的題為《新興的中國模式對其他國家來說優劣並存》的文章中說：

「中國崛起取得了如此輝煌的勝利，以至於現在受到考驗的不是北京的體制，而是我們的體制。中國成為強有力的替代模式和一種挑戰，甚至讓西方國家以及我們有關民主自由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見絀。」

可是，海量的財政及貨幣刺激計劃換來的增長卻是有短期和長期代價的。

2008年底，中國政府推出兩年4萬億元人民幣的刺激計劃，與之配套的是大頻度降息和增加銀行體系流動性。2009年新增貸款9.59萬億元人民幣，2010年新增貸款7.58萬億元人民幣。於此同時，因為房地產對經濟發展具有拉動效應和波及效應，2008年年末中共國務院再次強調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中國經濟早已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這些海量資金很大一部份就順理承章地通過國有企業投到了房地產業中去了，不斷有國有企業見報成為地王，引起了不斷膨脹的房地產泡沫。

同時，由於財政撥款和信貸資金主要流入了各級政府和國有大企業，以及擁有國家項目的企業。已經產能過剩的鐵路、公路和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向。這些資金極可能成為國有銀行的呆帳壞帳的隱患。同時，由於沒有合法的民間融資機構存在，民營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房地產企業只能通過地下錢莊以高利貸的方式取得資金，甚至利用各種巧借名目的投資協議從資金充裕的國有大企業得到高利貸，高利貸利息高達30%、40%甚至100%的年利息水平。而這些資金完全不在正常的銀行系統之中操作，無法實施有效的金融監管，使得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失去效力；銀行系統放貸風險管理失調，壞債風險大增。而超量貨幣發行所帶來的通貨膨脹的危機將再一次成為一柄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政權合法性的恐懼

中國政府在推出財政貨幣刺激計劃時，未必沒有看到其同時會帶來的對中國經濟系統的傷害。不顧惜代價的海量資金刺激經濟反映出對經濟萎縮的一種極大的恐懼心理。

要理解這種恐懼心理，要理解中共保八政策的來由，就不得不談到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問題。

中共在1949年後近三十年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意識形態上的破產，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並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鄧小平就曾在1980年對美籍華人朱傳矩先生說「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啊！」「我們必須向中國人民還債」。

然而，在意識形態破產後，造孽太深的中共是不可能有道義上的勇氣真正地改弦更張的，而只是在堅持政治高壓以維持其專制權力的同時，在文革以後，開始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法制方面的改良以圖自救，試圖通過經濟發展的方式來換取民眾的政治服從、從而維護一黨專制。這就是人們所稱的中共的政績合法性策略。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佈改革開放方針，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向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方法為被計劃經濟體制扭曲了的中國經濟鬆綁.但是隨著1989年江澤民的上台，中共的改良自救被他徹底葬送了。經濟體制改革完全停止，尚未啟動的政治改革從此完全消失了蹤影。

惡性循環中的執政困境

倉促上台、無權力基礎的江澤民正是遵循希特勒的教誨，以放手腐敗為策略，用共同犯罪來建立和捆綁自己的權力基礎的：變「發展是硬道理」的市場經濟改革為「官商主義」的經濟模式，以變官為商的方式迅速形成利益集團來得到貪官群體的擁護，而各級官員也都是理想缺失，沒有任何正義可言，迅速地造成了江氏腐敗體制權力上的膨脹和經錢上的暴發「奇觀」。就這樣，腐敗這個毒瘤不斷加劇，迅速瀰漫到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

與此同時，江氏腐敗體制的產生與漫延，不可避免地進一步深化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危機；不想且不能改正錯誤而又要專制獨裁，堅持政治高壓、極端地維穩，也就成為惡性循環中的自然選擇了；鄧小平的「穩定壓倒一切」也被江澤民的「將一切政治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所替代。在這一過程中，任何政治異見（包括被江澤民和中共認為有可能在將來成為挑戰力量的團體和個人）都受到了殘酷無情的極端迫害，政治體制被畸形扭曲，法律尊嚴被無情的踐踏，不受制約的專制權力不斷擴大，還不必要的消耗了大量的國力。

就這樣，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不但成為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唯一籌碼，而且成為江氏腐敗性體制的物質基礎。只有經濟持續增長才有可能給體制性腐敗繼續創造條件、提供方便；只有經濟持續增長才有可能給極端的維穩提供資金以及藉口。而且，以貪腐權力為中心的各個利益集團「雁過拔毛」的運作方式，以及極端維穩的經濟負荷，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剛性要求；一旦經濟增長不能保持在8%以上，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實體經濟，經濟嚴重蕭條，失業大增，執政合法性不保。這就是剛性的「保八」政策的真正由來。

退無可退的「人造增長」

從事實上看，從中共應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不是由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過程中由於釋放了人的本性，在市場調節之下的自發現象，而是在一個仍然是經濟權高度集中的，由政府行政力量導控的「人造增長」。

這樣的「人造增長」在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先例，前蘇聯戰後的高增長就與其頗為相似。從1950-1984年，前蘇聯國民收入和工業總產值分別增長了9.9倍和14倍，經濟增長速度快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1951-1980年間，前蘇聯國民收入和工業總產值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是7.4%和8.7%，明顯高於同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4.0%和4.6%的發展速度。到1985年蘇聯工業總產值已達到美國的80％。從經濟實力看，這時的蘇聯已從取得政權初期的世界第五位、歐洲第四位，躍居為世界第二位、歐洲第一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超級大國。勃列日涅夫時期，民眾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基本上無失業，政府提供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房租非常便宜，每月只需幾盧布，其中還包括了供熱費、電話費和水費。很多人都能外出渡假。物價普遍較低。但這一切，都建築在政治強制、超高積累和資源高消耗基礎之上。

與前蘇聯不同的是，中共政府放開了商品市場，同時引入了許多市場經濟的手段，如股市，一定程度上容許私人經濟，這往往給西方觀察家產生錯覺。但是比前蘇聯更甚的是放手腐敗後使得經濟被逼迫得不得不在高速上運轉，這就使政府的行為愈髮帶有短期性。

在2008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許多國家的政府都通過財政或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使其儘量少的受衰退的影響。但是這些政策的使用都有一定的限度，因為許多政策在短期內可以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同時會有長遠的負面作用。比如大量發行貨幣，雖然可以一時間增加投資和消費，使經濟短期內不會回落，但是將由此產生政府赤字上升，通貨膨脹等難以駕馭的問題。作為對付危機的第一波反應，中共2008年11月的4萬億人民幣和2009年2月美國奧巴馬政府簽發的近8000億美元的救市資金旗鼓相當，可是中國經濟的總量不到美國的一半，而美國還是危機的發源地。按經濟總量的比例算，這種做法顯然是無視本國經濟體系健康的飲鴆止渴，但是在腐敗和維穩的需求之下，這樣的反應就可以理解了。

嚴格的說，這種剛性的高速增長不是中共的一貫的執政思路。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還只是一般意義上的以經濟增長換取執政合法性，並沒有走到必須年年保持高速增長的極端。是江澤民上台後，再一次突破了道德的底線，為了換取官員的支持而打開了腐敗的閘門，由此把中國經濟逼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

而在這個所謂的「發展」過程中，江氏政權為了追逐物質利益而無視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為了短期的表面繁榮摧毀了社會的物質和人文基礎，祭出了文明時代的野蠻「發展」模式。

（節選自《真實的江澤民》第七章；作者：《真實的江澤民》聯合寫作組）

（責任編輯：肖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