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3日讯】 爱默生说：“大凡是人总是喜欢谐趣，是世界上唯一会开玩笑的生物。…理性在宣判它那无所不知的‘是’或‘非’时，从来不顾事物的程度和层次，而如果拿部分同整体进行比较，笑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对‘可笑’的定义为：‘不合时宜又不造成危险的事物’。”

稍有历史经验的人都知道，每当一个王朝末年，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晚期的苏联，民间政治笑话便成为“思想自由”的大众形式。毫无疑问，今日中国在所有酒巴间里的哄堂大笑中已出现了暮年征侯。人们传说着各种段子，成为各种聚会必须的经典项目。的确，“一切谎言，一切罪孽，如果在一定的距离外观察，就是滑稽可笑的。”当谎言和罪孽假装密不透风地关闭门窗的时候，我们因看见它的开裆裤而笑得热泪盈眶。

笑话是一种颠覆，因风险较低而为我们所钟爱。笑话也说明是非观念还没有彻底死亡，人们通过通过讲笑话来扒下讲政治的花裤叉。在一个贫困的年代，笑话是自由最不自由的庇护所，是良知的自我嘲弄。

爱默生说：“如果一个无赖还能感到什么是滑稽可笑的话，他就还有被拯救的希望。而如果他丧失了这种感受，那就完全无药可救了。”但笑一笑就完全有药可救吗？

克尔凯郭尔曾经讲过这样一则寓言：一场大火在某剧院的后台突发。一个小丑跑出来通知公众。众人以为那只是一个笑话并鼓掌喝彩。小丑重复了他的警报，他们却喧哗得更加热闹。克尔凯郭尔感慨地说：“因此我认定世界的末日将在所有的聪明人的一致欢呼之中到来，他们相信那不过是一个玩笑。”

新闻联播成了这个丑角的连续剧，然而，当我们发笑的时候，是否意识到了上帝借着他所传递的关于末日审判的信息，是否意识到了我们自己也在末日葬礼之中呢？

*此文是作者为《笑话中国》一书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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