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孙家花园监狱(5)

（三）劳改工厂

我在新犯组只待了三个月，便被分配到金工车间钳工组，正式成为这支监狱创造财富的无偿劳动力，并在大跃进的尾声中度过了最后两个月的通宵夜战。

最开始，我被分配到制作电机转子用硅钢片的冲模钳工一组。里面放着十来张宽大的钳桌。每张钳台上安装着六至八台数量不同、尺寸不同的虎钳，可以容纳八个人在上面同时干活。

我刚到车间，钳桌上钳工工具和马达的另件混堆着。从马达机壳，转子绕组、硅钢片和螺丝螺帽锉刀宰子等等无序的堆放状况便知道，这是一个管理极差，章法极差，工序不明的手工作坊。

类似中世纪的工奴，没有习惯，也没有时间来清理这些工具和零件，四周的铁货架上杂乱的堆放着零件，弄不清正在组装的，还是报废的。

把我引来的“红袖套”向我介绍，其中一位大约五十来岁，右手缠着厚厚的纱布，绷带吊在肩上的人名叫孙经海，是整个钳工车间的技术负责人。后来听大家说他是一位八级钳工，当时，整个重庆市像他这种级别的钳工屈指可数，能凭手工制作零级块规。是这模具组的掌火人。

先于孙经海以前的钳工组技术负责人，因制作模具冲出的硅钢片用来装机后，发生温度超过技术标准而报废了一大批马达，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加刑，并流放外地。

那百吨冲床还是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汉阳造，属前清张之洞时代的遗产，早已报废，加上测量手段几乎只有一个百分表，在配制时没有磨床。孙经海口中不说，心中却犯着愁。以为这简陋的设备和加工条件搭上一只手不说，弄得不好，重蹈前任之覆辙就是喊冤也没用！

从此以后，直到从孙家花园调出，我便与铣刨组编在一起学习。

划线平台的后面并列着两台冲床，靠广场的一台便是夺去了孙师傅右手的100吨冲床，是一台大约服役了几十年的老掉牙的设备，稍不留意便会造成硅钢片批量报废，或打烂冲模。横过车间中过道的左边安放着四台铣床和三台立式钻床，四台铣床中最大的一台旧式铣床，是当年中共新华社印刷传单的大型印刷机改造而成的。

在那台铣床上操作的是一老一少，老者五十开外，但精神挺好，穿着的那件补丁的中山装洗得干干净净，显出它与常人不同的身份。经过介绍，我知道他叫潘朝元，在内战时期任过浙江金华县的“县太爷”，在国民党部队中供职汤恩伯部下，任少将军衔。那段日子他终日沉默寡言，给人一种城府很深的印象。

与他同机床共事的是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年轻人，名字叫陈旦，外表看去很老实，甚至有点招人怜悯。

这台卧式铣床的后面摆着两台立式铣床。一台较新铣床上的操作者姓沈，看上去面色苍白而浮肿。另一台铣床上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平时阴阳怪气的，永远是打不湿扭不干的那种。

我刚调进车间时，陈旦在中午休息的片刻，来我的划浅平台找我聊天，说他从前是××中学的学生，因家贫，读不成书流浪街头，他表示挺羡慕我，希望我能教他看图。后来每次吃饭他都把他的罐罐端到我的位置上来。

有一天晚上陈旦从沈师傅的工具柜里偷了一块肥皂。我觉得这么一点小事，便为难别人，颇有些为陈旦不平，便注意地听起来。只听见那姓潘的愤愤地喊到：“你真没出息，年纪轻轻就知道偷，进到这儿来还要偷。”

我翻了那老潘一眼，打心眼里厌恶把相同遭遇的人住脚下踩的作风。虽然我知道，那时间肥皂非常稀缺，市面上的市民凭票供应，每人每季仅1/4联，车间里发给大家用来洗油污的，是每月一小撮碱和锯木面。

只见那年轻人好像很可怜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解释道：“对不起，下班晚了一点，碱盆不知放那儿去了，我看沈师傅的工具柜开着，顺手拿来用一下，就忘了还回去。”他不停地眨着眼好像要哭。

那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吼道：“不，你这娃儿不老实，上个月还偷了我一块毛巾，国庆大检查才查出来，你是惯偷。”“真不要脸。” 潘老汉继续在升温。我感到过分，他还不是因为太穷才偷，在今天这种物质条件下，谁也犯不着为这么一小点肥皂而遭人辱骂。我一边听着铣床组传过来的七言八语，心里很为陈旦不平，也对那潘老头产生了反感。

没想到过了才一个星期，负责洗刨组的张管教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大大地训斥了我一顿，他把我向陈旦讲的很一般的话，例如说：“形势大好什么都买不到”、“大跃进吃不饱”、“活有你干，饭不让你吃饱”全都抖了出来。

他严厉地警告我说：“政府看见你年轻，又是机械制造专业的，才相信你，允许你单独行动，你还反动本性不改，在监狱里大肆的向犯人“放毒”。最后，要我立即写出反省，否则就要召开车间批斗会。

我着实地小看了这可怜巴巴的陈旦，没料到，与我做出伪善友谊的他，竟会用我的话来表现自己。

从此以后，我对刑事犯罪的人特别提高了警惕，由此，我也更加体会到，为什么在生活如此之苦，工作如此之劳累的监狱中，人们缄口不言的原因。

另外也开始理解潘老何以如此对待他的学徒，平时又为什么冷冰冰的对待周围所有的人，我们开始接近和交谈。不过，看得出他在告诉我有关他的身世时，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并不作评论，也不讲他的感情，在那种环境里，人心隔肚皮，一切都只能点到为止。

从他的介绍中，知道他率部在淮海战场上与中共打过很惨烈的仗。解放初，他曾“混入”深圳，准备潜入香港被中共发觉抓获。当时没弄清他的身份，在广州复了两年刑，刑满后回到重庆，正逢大镇反，他便在枣子岚垭被捕，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他二十年刑期。

他流露出来的伤悲告诉我，他内心一直牵挂着他的两个女儿和他的爱人。也许就因为这种身份，把我们俩联系起来了。从此以后，他成了我监狱中的挚友和老师，相扶相助直到三十五年后，他含着未能伸张的怨恨离开人间。(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