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黑色的夏天(6)

（二）杨治邦之死

蔬菜组成立的同时，张棒棒又抽调了一个组，在开垦出来的土地周围铲草皮沤草木灰积肥，以备大春下种之用。他把积肥收方的任务交给了杨治邦。

为了弥补西西卡暂时没有安装高音喇叭的缺憾，场部为各中队订了报纸，并下令各队必须指定一名读报员，每天中午或晚间保证一小时的“读报学习”时间。

中共向来关注“宣传”工作，越是饥寒交迫，就越要控制人们的头脑。通过强制灌输报上的谎言，来达到精神控制之目的，张棒棒把这事选中了杨治邦。

他比我大四岁，自幼父母双亡，因贫穷所迫，在他的一个叔叔介绍下，16岁补了昆明市一个宪兵的空缺。“解放军”占领昆明以后，他便编入了“解放军”，不久复员，靠做工读完中学，考进了重庆大学。然而他的宪兵历史“污”点，按照共产党的政策，难免受到严格审查，他已是毕业班的学生，却没有逃过“反右”这一关。

我们同属极右份子，并一起于1958年同赴南桐丛林矿区接受监督劳动改造，后来因下雨闲谈，与李天德等人一道，被罗织成“叛国投敌集团”下到狱中。

这次相遇我才知道，他被王怀寿派往南坪取邮件，曾当着王怀寿的面发了几句牢骚，争吵过几句，王怀寿便怀恨在心。

16岁时留下的“历史污点”，注定了他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然而，他生性软弱，背上历史包袱后，一味的逆来顺受。

张棒棒叫杨治邦担任收方员和读报员，除了他的大学生的招牌外，主要看中了他性格懦弱，便于控制。

到了西西卡，我们彼此有了接触，搞清了他的“叛国案”的冤屈，但对于他的逆来顺受态度，我非常反感，后来在与他单独交谈时，我才明白，他已经有妻子和一个六岁的孩子，他的刑期只有七年，按照刑满的时间，应当是后年获释，他还将肩负做父亲的天职。

自从杨治邦接受读报的任务后，每天中午，他便抄起那只破话筒，按照李管教指定的篇目朗读报纸，虽然他多次向我诉说读报的苦衷，他说：“肚子饿得发慌，有时读着读着就感到眼前发黑，金光四射，脊背和额上冒出一股股冷汗。”

他明知自己所读的全是谎言，但在“按期获释，一家团圆”梦想支配下，仍然坚持着读下去，听他读得结结巴巴，脸色铁青，有几次我实在听不下去，把他拉到一边悄声地对他说：“唉，你这人怎么搞的，这种差事你也干，你就不能把这事交给别的人么？”但他仍然只是笑了笑，并不回答。

有一天中午，杨治邦像往常那样，读完报纸后，单独到厨房里领用了一份在数量上优于一般流放人的饭菜后，便上山“收方”去了，当他穿过那片每天都经过的灌木丛时，竟意外发现矮矮的灌木下，长着一朵朵五颜六色的蕈子，他朝那里走去，随即发现更远处长着更多更大的蕈子。

杨治邦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大的蕈子，它们原是霉雨季节摧生出来的，他为自己的发现惊喜不已，但接着便疑团重重，因为山蕈中有许多是有毒的，再看那颜色漂亮的山蕈，宛如魔鬼变成美丽妖女向人招手，是毒饵？还是救命的草？

杨治邦将蕈瓣开来细看，那白嫩的肉里散发出一种诱人的清香，用舌头去舔了舔，感到并无怪味，在饥饿冲动下，不一会他便收采了一大包，兴冲冲的来到积肥的工地上。看看四周无人注意，便在那火堆的一角刨开一个洞，将那一包蕈子埋在那发着暗红火光的草木灰堆中，重新盖好草皮，便收方去了。

下班后，大家收工回去，杨治邦便独自留在工地上，刨开那刚刚埋蕈的火堆，那蕈已烧得香喷喷的，便独自饱享了一顿丰盛的美餐，殊不知，这正是魔鬼给他安排的“最后晚餐”。

吃饱以后，天色渐黑，杨治邦便踏着暮色，慢慢往回走，还没有走到黄桷树下，便觉得恶心反胃，心里阵阵翻腾，肚子开始隐隐作痛，他强忍着走进了监舍，便倒在铺上。

大约在晚上十点左右，蕈子毒性大作，他的脸色铁青，手捂着肚子在床上痛得打滚，豆粒大的汗珠从额头上一股股冒出来，接着便是猛烈的呕吐。

黄大中为他诊断，说是食物中毒，看到他情况危急，连夜抬去医院。第二天早上，送他的人回来说，才进医院，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杨治邦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人间。这里的青山又一次拥抱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而撇下他仅六岁的孩子和苦命的妻子，不管他怎样的逆来顺受，仍然没有圆上他阁家团聚的梦。

亲眼目睹这位同学和许多同难的生前和死后，我的心反而十分平静。我知道，当死神抚摸着我邻铺上的头颅时，距我就近在咫尺，也在审看我这棵枯瘦的头颅呢。

我知道，我随时都有可能被招去天国，反倒为他巴望不久就要回家，同他的妻儿们团聚伤心？！想到这里，我便不自觉地迈向那黄桷树下，对着大山长长的哀号：“哇！哇！Propose。”

这一次青山竟发出了悠远的回声，好像同我一起为杨治邦共唱着送葬的挽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