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十大著名的“三绝碑”，或以撰文、题跋、书法而闻名，或因文章、书法、刻工均属上乘，或以碑文、书法、所颂之人为世人所景仰而入“三绝碑”之列。可以看出，每一块碑都离不开文章、书法的精绝为其基础才能称得上是“三绝碑”。

这十块“三绝碑”是：四川成都《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湖南永州柳子庙《苏轼荔子碑》、山东《潍坊新修城隍庙碑》、福建泉州《万安桥记大字碑》、河南许昌《上尊号与受禅碑》、湖南郴州《苏仙岭三绝碑》、湖南祁阳《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开善寺《宝志公像赞诗碑》、陕西高陵《李晟墓碑》、河南郑州《苏轼书欧阳修醉翁亭记石碑》。

河南许昌《上尊号与受禅碑》

河南许昌《上尊号与受禅碑》即《受禅表碑》和《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均位于许昌西南17公里处的繁城镇汉献帝庙内。

《受禅表》碑，高322厘米、宽102厘米、厚28厘米，圭形，上有碑穿额题篆书阳文“受禅表”三字。碑文22行，每行49字，字1寸2分，隶书阴镌，内容首先阐明禅让乃自古之美德，接着颂扬曹丕“齐光日月，材兼三级”，有“尧舜之姿”、“伯禹之劳”、“殷汤之略”、“周武之明”，在公卿将军固请下，他“回师千虑，至于再，至于三”才在繁阳（今繁城镇）筑灵坛举行受禅大典。

《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高322厘米、宽102厘米、厚32厘米，圭形，上有碑穿，碑额篆书阴刻“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八字。碑文隶书阴镌，正面22行，背面10行，每行49字，字大1寸2分，内容为魏文武大臣奏请曹丕代汉称帝事。奏章称道“汉帝奉天命以固禅，群臣敬天命以固请”。汉献帝让位曹丕代汉乃天命所归。奏章前后均列公侯臣等四十六人职名。

两碑均系王朗文、梁鹄书、钟繇镌字，八分隶书，高碑方正，谓之“三绝”，即文表绝、书法绝、镌刻绝。

四川成都《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

其碑立于武侯祠大门内右侧，碑身及碑帽通高367厘米、宽95厘米、厚25厘米，下有碑座。碑帽的云纹雕饰，具有唐代石刻艺术特点，其石质为峡石。碑文共22行，每行约50字，楷书。

此碑于唐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始建，由唐宰相裴度撰文，著名书法家柳公绰（唐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之兄）书，当时蜀中名匠鲁建刻字。其碑书法浑厚笃实，遒劲端严，既有柳体笔韵，又自具风格，加之刻匠鲁建刀法谨严，超群绝伦，故文章、书法、镌刻都极为精湛，世称“三绝碑”。

按此三绝之称有二说：其一说是明弘治十年四川巡抚华荣于碑上题跋云：“人因文而显，文因字而显，然而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相与垂宇不朽也。”这是赞美诸葛亮功绩和裴柳之字并称“三绝”。其二是清道光九年华阳举人潘明彤认为文章、书法、刻技均极精美，因之称“三绝”。后人合二为一，又产生“四绝”之说。

湖南永州柳子庙《苏轼荔子碑》

湖南零陵永州镇的柳子庙内的《苏轼荔子碑》，共四块，每块高240厘米、宽132厘米、厚21厘米，长方形，平额无座。原碑为唐朝韩愈撰文，宋苏轼书写的《罗池庙享神诗碑》，与河东柳宗元之德政，以一碑而集“韩诗苏书柳事”，世称为“三绝碑”。

因其诗开头有“荔子丹兮蕉黄”之句，因之又称为“荔子碑”。原碑宋代刻于广西柳州罗池庙，明代刘克勤摹刻于零陵永州镇愚溪庙，现存于柳子庙内之碑为清顺治年间永州知府魏绍芳所重刻。

山东《潍坊新修城隍庙碑》

此碑为竖碑，通篇为正楷，碑额为隶意“六分半书”的板桥体 “城隍庙碑” 四个大字。碑高190厘米、宽80厘米、厚20厘米，凡20行，每行47字，通篇共909字。

碑文为清乾隆潍县知事郑板桥撰并书，文章精妙，堪称一绝；其书法为郑板桥极为少见的正书杰作，其正书有隶意，骨坚肌丰，爽朗清绝，称一绝；丹书石上，由其高足司徒文膏镌刻，不失笔意，与真迹不着毫厘，又称一绝，所以世称“三绝碑”。

湖南祁阳《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

此碑在湖南祁阳县城南浯溪，唐代文学家元结，字次山，曾寓于此。他将所撰《大唐中兴颂》请大书法家颜真卿楷书、摩刻于江畔数十丈峻峭之石壁上。碑面320厘米见方，直行自右至左书写，共21行，每行20字，述安史之乱、玄宗逃蜀、肃宗即位、收复长安、洛阳之事。

颜字为历代书法家所推崇，名闻中外，唐以后历代文人无不为之倾倒，可谓“丰碑读一过，百拜不能休”。相传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曾几次来浯溪学颜字，并写诗赞道：“春风吹船过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

清何绍基诗曰：“为舟十次经浯溪，两番手拓中兴碑。”因文章、书法、摩崖之石都非常绝妙，世称“摩崖三绝碑”。

福建泉州《万安桥记大字碑》

该碑在福建泉州洛阳桥南的蔡襄祠内。蔡襄字君谟，仙游人，官至端明殿大学士，两度出知泉州，建洛阳桥，卒谥“忠惠”。祠历代均曾修建，现存系清代重建，面三间，深三进。

蔡襄是宋代著名“四大书法家”之一，他自撰并书的《万安桥记大字石碑》，是其杰作。碑刻文字精炼，书法遒劲，刻工精致，世称“三绝碑”。碑立于祠中，分别刻在两块石头上，一为原刻，一为摹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