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2日讯】911事件一周年了，仅仅一年，探究911事件的书和文章已不计其数，在纽约的各个书店里，这类书摆满了书架；据《出版家周刊》的统计，包括画册在内，有150种之多！有怀念遇难亲人的，有描述消防员等英雄的，有挖掘情报失败原因的，有强调美国价值的，题材多种多样，而且很多书都热卖。

在上星期天《纽约时报》畅销榜（非虚构类）上的15本书中，10本和911有关﹕在93航班领导乘客反抗恐怖份子的那位英雄的遗孀写的《我们动手吧》登上畅销榜第一名，第二名是福克斯电视主播汉尼悌（Sean Hannity）强烈抨击左派的专着《让自由回响》。保守派政评家安．库尔特（Ann Coulter）同样内容的书《诽谤﹕左派对美国右翼的谎言》排在第四名（曾居榜首八个多星期）。该书列出780个注释，用事实证明美国左派媒体长期以来对民众的误导。

在这些关于911的书中，美国学者丹尼．派普斯（Daniel Pipes）的专着《好战的伊斯兰进入美国》（Militant Islam Reaches America）相当受到好评，《纽约时报》的书评认为这本书宏观地分析了恐怖主义产生的由来，提出了独特见解。

1981年从哈佛获博士学位的派普斯已写过12本关于伊斯兰的书，早在1995年他就发出警告﹕伊斯兰主义（Islamism）和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一样，是对人类新的威胁。伊斯兰主义的那种宗教狂热、那种排斥一切、独尊一元的意识形态，那种反西方、反理性的偏执、那种蔑视生命献身未来的煽动，那种强调平等、以集体消灭个人、通过暴力改变世界的乌托邦等，和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派普斯强调，自由世界必须像对待纳粹和共产党那样，来击败伊斯兰主义这种邪恶的势力。

但派普斯的警告没有被重视，即使在他发出呼吁的两年前世贸大厦已被炸了一次，六人丧生，一千多人伤残。美国，尤其是左派的克林顿政府，从来没有把它当做一场战争。而克林顿之前的卡特左派政府，更是荒唐，当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Andrew Young）竟夸赞支持恐怖主义的伊朗宗教狂人霍梅尼是“一种圣人”（some kind of saint）。

而美国的左派知识界，就像当年对纳粹和共产主义兴起时那种绥靖、同情态度一样，不仅缺乏警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还推波助澜。派普斯在书中详细列举了左派知识份子误导民众的理论和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辩解。

例如对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左派们强调，只要我们美国不把他们当作敌人，他们就不会把我们当作敌人。派普斯感叹地说，当年在纳粹和共产主义兴起时，西方左派精英们同样是持这种论调，英国的张伯伦们把波兰拱手让给了纳粹，认为这样希特勒就不会“把我们当作敌人”。而法国以左派作家萨特、西蒙波娃等为首的知识精英们更是主张要和共产主义“和平共处”，萨特本人还到巴黎市中心演讲，歌颂共产苏联和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

西方左派们还强调，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主要是贫穷所致，而经济全球化则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别。所以，解决之道是美国必须停止推动经济全球化，而向那些国家提供更多金钱、物资援助，帮助那里的社会均贫富、实现平等。

派普斯反驳说，伊斯兰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并不是贫穷的产物，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那样的产油富国，照样有大量的伊斯兰原教旨份子。而且没有经济全球化，没有市场经济，穆斯林国家绝不会变得富有。伊斯兰主义就像共产主义一样，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投入多少经济援助可以解决的，而是首先要摧毁保护暴力狂热意识形态的专制制度，就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先决条件是共产政权被铲除一样。除了派普斯之外，近年来已经有多位西方和穆斯林学者指出，伊斯兰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对于那些把美国的对外政策说成是伊斯兰主义兴起原因的左派学者，派普斯反驳说，共产主义运动难道是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才兴起的吗？伊斯兰原教旨的兴起，不是因为美国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以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存在，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伊斯兰主义的没有出路，没有未来；照出了他们的焦虑、绝望。他们不是遵循正确的道路做自身的改革，而是把一切都归罪于外部，归罪于西方，把攻击西方作为他们愚弄和欺骗穆斯林世界的口实。

派普斯还特别反驳了哈佛的左派教授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说，他认为西方文明和伊斯兰主义的冲突，就像当年和共产主义的冲突一样，根本就不是文化冲突。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世界并不是一回事，而是那些狂热的伊斯兰原教旨份子劫持了伊斯兰教、劫持了穆斯林世界，那些真正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们，就像被奴役的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受害者。西方世界应该联合那些温和、真正的伊斯兰信徒，来击败这股邪恶的伊斯兰原教旨运动。

但派普斯的“振聋发聩”并不能解决左派知识份子的执迷不悟。即使911之后，美国左派作家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还在《纽约客》撰文，把世贸被炸、三千多无辜者遇难，和美国十年前抗击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相提并论，表示性质是一回事；桑塔格的最疯狂的左派同志、宣称越南是“正义和自由的榜样”的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911后出版的书仍在把全球的灾难都归罪于美国。而那位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政绩最糟的总统吉米．卡特，上周四还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为伊拉克辩护。虽然该报中间偏左，但也实在忍受不了这位前左派总统的智力迟钝，在上周六以罕见的方式反驳卡特，把三封抨击卡特的读者来信作为“社论”发表。其中一位读者尖锐地写道，谄媚几乎世界上每个独裁者的卡特住嘴吧。

左派这种对邪恶麻木、绥靖以及纵容的历史可谓非常久远。二十世纪人类两场最大的灾难——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都和左派的乌托邦幻想有直接的关系。自二、三十年代以来，在西方知识界，认为纳粹和苏联的制度是“高尚的尝试（noble experiments）”的声音占主导地位。学术界、新闻界和好莱坞的左派们，几乎成了苏联共产党的强大外围。

上个月纽约大学举办了胡克（Sidney Hook）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纪念这位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曾担任纽约大学哲学系主任）。三十年代，年轻的胡克就是在美国学术界这种亲苏、亲共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左派氛围中，成了激进的左派，宣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把世界从种种邪恶中拯救出来”。后来由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要求胡克做间谍，在大学收集先进科技情报给苏联，才引起胡克的警惕和醒悟；后来在认清了共产主义的实质之后，他像写出《1984》和《动物农场》的乔治．奥威尔一样，从一个左派转变成了坚定的右派以及共产主义的掘墓人。

醒悟后的胡克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今天世界上自由的最大威胁。”结果胡克在美国以及西方学术界一直受到左派的围攻。不仅像胡克这种著名哲学家，主张彻底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哈耶克等一直到八十年代都受到学术界的排斥。而普通的学者，只要是坚定地推崇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崇尚个人主义高于集体主义、捍卫人类独立思考价值的右翼学者，在学术界得到晋升的机会非常小。而右派作家不仅很难得到文学奖项，更会遭到文学评论界的围攻。

胡克在1989年中国天安门屠杀那年去世了，他终于看到了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失败。胡克留下一句名言，也是他从左派转到右派的人生总结﹕西方社会的左派们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胡克的话说出了一个尖锐的事实，今天，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全球土崩瓦解、大势已去；但共产主义的根基，那种左派的均贫富、依赖大政府包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幻想，反富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以多元文化为由诋毁个人主义高于集体主义的西方主体文明价值等，都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遥相呼应，有内在的密切联结。

911事件，以三千人生命的代价给了美国左派一次重创，像桑塔格、乔姆斯基、简．芳达（好莱坞演员）等极左派，不像反越战时那么春风得意了。但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最近以畅销小说《海洋公园的皇帝》而引人注目的耶鲁法学院教授斯蒂芬．卡特（Stephen Carter）在九月八日《纽约时报》言论版说，“但愿得到上帝的帮助，阻止我们滑回到原来的状态。”

但是人类那乌托邦幻想的部分会因为911而消失吗？人类能从此开始认识邪恶的本质么？当年左派们不去谴责制造邪恶的苏联帝国，却嘲笑指出苏联是邪恶帝国的里根。今天同样，左派们不去谴责制造邪恶的伊斯兰独裁国家，却抗议指出邪恶轴心的布什。

派普斯在书中总结说，这次西方能否击败伊斯兰主义，主要并不在于这股邪恶势力有多强大，而在于自由世界有否足够的智慧，认识邪恶，有强势的声音和力量。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的崛起、蔓延，都不是由于它们本身多么强大，而是自由世界的人们不肯行动。在911的废墟上，建筑什么样的高楼大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灾难之后，矗立起认识邪恶的智慧和勇气，它才是人类自由和安全的保障。

人类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击败了纳粹和共产主义；自由世界的力量最终也一定会击败伊斯兰主义。但今天西方左派和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模一样的表现预示着，人类这次要付出多大代价，仍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未知数。

2002年9月10日（原载多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