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风骨已成古老的神话，眼下几乎消失殆尽，不翻书大概无人提及。笔者十分欣赏东汉的袁涣，他是陈郡扶乐（今河南太康）人，家族显赫，其父袁滂为汉灵帝司徒，其后代袁宏撰《后汉纪》。袁涣年轻时办事讲规矩，名声在外，《三国志》（卷十一）载：“当时诸公子多越法度，而涣清静，举动必以礼。郡命为功曹，郡中姧吏皆自引去。”功曹只是郡守助理，职位并不高，郡中贪官听闻袁涣要来当助理，纷纷离去。袁涣与吕布交往的故事，则显示他以道德为规范，无惧霸道。史书同卷记载，吕布个性刚而无礼，一日让袁涣写信辱骂刘备，涣不干，布大怒并威胁“为之则生，不为则死”。“涣颜色不变，笑而应之曰：涣闻唯德可以辱人，不闻以骂……且涣他日之事刘将军，犹今日之事将军也，如一旦去此，复骂将军，可乎？”面对如此道德感召，吕布惭愧而止。

贫民出身的唐代侍御史王义方是另一位有骨气的读书人。王义方，泗州涟水（今江苏涟水）人，少孤贫，博通五经。其位不彰，却坚守信仰，无计个人得失。跟出身豪门的袁涣相比，王义方的境界更让人敬佩，史册也写了他不少颇有意思的细节。侍御史隶属御史大夫，负责纠弹百官。义方为人清廉，不附权势，《新唐书》（卷一一二）载：义方为御史时，买第，后数日，爱庭中树，复召主人曰：此佳树，得无欠偿乎？又予之钱。唐‧刘肃撰《大唐新语》（第二十五章）记叙更详尽：及贬黜，或问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或谓：“这一片深心，非自白那得知？”《新旧唐》书还记了另一件事，当年魏徵身居高位，觉得义方有才，欲将夫人侄女妻之，义方推辞不取。不久魏徵去世，义方才娶。友人问其然，义方说：“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之前不同意是不想攀附宰相，现在同意是感恩宰相知己。

让王义方名留青史的是他坚守信仰、无计后果、弹奏宰相李义府之举。高宗时李义府升任中书侍郎，当时有女子淳于氏因奸情拘于大理寺监狱，李义府听闻此女漂亮，便指使大理丞毕正义为其脱罪，自己想收她为“别宅妇”。大理寺长官对该案存疑而据实上奏，李义府害怕劣迹败露，逼毕正义狱中自缢而死。王义方对李义府弹奏之前，曾询问母亲的看法，母曰：“昔王陵母伏剑成子之义，汝能尽忠立名，吾之愿也，虽死不恨！”母亲说汉高祖初，王陵领兵随刘邦，项羽将陵母置军中；陵母为使王陵无二心，遂伏剑而死。于是义方毅然上奏，请重审毕正义死因，诛杀奸臣；又廷劾义府：此而可恕，孰不可容……请除君侧。但唐高宗嫌义方言辞不逊，毁辱大臣，反倒把义方贬任莱州司户参军。退朝后李义府颇为得意地问：“王御史妄相弹奏，得无愧乎？”义方正色道：孔子任鲁国司寇仅七日便诛杀少正卯。我王义方任御史十六日，却不能诛杀奸邪，“实以为愧”。义方被贬渤海莱州后，聚徒教授，遂不复仕进，总章二年卒，年五十五。

《大唐新语》（第二十五章）还有一个细节：初，义方将弹李义府，惧不捷，沉吟者久之，独言曰：可取万代名耶？循默以求达耶？他日，忽言曰：非但为国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弹焉。义方在劾奏宰相李义府前虽获母亲支持，还是担心此举不捷或被累害，犹豫良久，自问：想留万代英名耶？抑或沉默以显达耶？一日幡然醒悟：非但为国除害，还能扬名身前，于是弹奏。官史虽未录此节，但从义方买宅加树款以及魏徵欲嫁妻侄予义方而后者所讲的真心话判断，这句“为国除蠹、扬名身前”的自励格言体现了义方的真情实感和坚持信念的文人意志。

现代读书人的生存之道有多种选择，于今日的官场所面临的问题却跟古代无本质差别。归国科学家饶毅2015年5月发文《当今的中国在批量生产“太监”》指出，成功人士传授“夹着尾巴做人”是当今国家管理的太监化。饶教授这么发声，颇有当年袁涣吓退贪官的风貌。最近又看到网上多篇悼念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教授的文章，了解到当年裘先生从北大跳槽复旦的内幕，笔者由此感慨，中国文人的风骨，依然存在！

裘锡圭先生今年5月逝世，据他的弟子张涌泉教授发在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2025年12月11日公众号上的《忆裘锡圭师》披露，裘先生身前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深恶痛绝。曾有南方某大学聘请他当兼职教授，说每年会给他一笔可观的酬金。因有熟人牵线，裘先生勉强答应了。过了两天，那个当初登门的教授给先生打电话，说他本人申报了一个研究项目，请先生予以关照。裘先生发觉他人品不正，当即表示拒绝，也不再当什么兼职教授。先生还主动辞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评审组专家等重要学术头衔，显示一个真正读书人的风骨和学术良心。

另据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郭力女士在《北大中文系裘锡圭先生和他的出走复旦》一文透露，裘先生2005年离开北大南下复旦的事轰动一时，引起校内外诸多关注。当时郭女士在北大工作，听中文系多位师友谈论过此事，比较一致的说法是2004年北大出了个规定，除院士外所有教授年满70必须退休。文科没有院士，但有极少数会授予资深教授而享受院士待遇。在北大中文系，这个待遇没给裘先生，它意味着2005年满70的裘先生必须退休。而复旦大学求贤若渴，不仅聘请裘先生当终身教授，还愿意为他成立研究中心，裘先生才决定出走复旦。再据当年由北大追随裘先生到复旦的弟子陈剑教授在古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研习会网站发帖（2025年11月9日）说：“我当时尚年轻，对有关问题之认识不如今日之深。当年听到的，裘先生问的是所谓‘资深教授’之评定，到底是‘看谁做的官大’还是‘看学术’？”窃以为裘锡圭教授的出走是对高校盛行“官大学问大”而嗤之以鼻的读书人底气。

裘先生一身正气，更严于律己。他在2018年7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官网发文《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鸟形盉铭文解释》，宣布自己2012年的一篇论文“所论全误”“可谓毫无是处，自应作废，以后编文集也不收入”。裘先生这样学术地位的学者，如此高调而严肃地否定自己不成熟的研究结果，在笔者熟知的语言学界极其罕见。

时代更迭，境遇不同，读史教人知兴替、明得失，文人风骨不仅体现于文学创作，也显示读书人坚守信念、不媚权贵的高尚情操，它更是鼓励我们积极向上、抵制不良风气的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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