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7月10日讯】7月9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6月份的经济运行数据。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CPI同比上涨1.0%，说明生产供给仍较强，但需求恢复相对缓慢。数据表明，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供给强、需求弱，投资强、消费弱，出口强、内需弱的特征。而这种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所导致的结构性失衡，是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面临通缩压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截至2025年底，中国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11个季度同比为负。GDP平减指数是衡量整体经济价格水平变化的综合指标，覆盖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等最终需求领域。当其长期处于负值时，说明价格疲软已经不再局限于工业部门，而是扩散到了整个经济体系。

GDP平减指数长期为负，通常被视为经济存在持续性通缩压力的重要信号。它不仅反映产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偏弱，更意味著名义GDP增速持续低于实际GDP增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面临销售价格下降、利润空间收缩的压力，居民收入增长预期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削弱消费和投资意愿。

6月27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6年中期论坛上，多名现任及前任政府顾问公开承认当前经济核心矛盾为“供强需弱”，并呼吁当局推出务实政策纠正失衡局面，并强调解决通缩压力、提振消费和改善内需是当务之急。

其中，央行前顾问刘世锦表示，政府应确保将超过一半的经济刺激资金用于解决供需失衡，落脚点是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福利。此外，为切实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应将覆盖农村居民和城镇未就业人员的基础养老金发放标准从现在的每月200多元（人民币，下同）提升至1,000元。

体制内的顾问集体公开批评政府现行政策，呼吁给老百姓改善福利、大幅提高收入（换句话说就是给老百姓发钱），刺激居民消费。这种情况在过去并不多见。其背后反映出，通缩压力和内需不足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今年5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6%，自2022年疫情后首次出现单月同比负增长。拖累较大的类别为：汽车类零售额同比下降16.1%，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下降15.6%，建筑及装潢材料类下降13.6%，金银珠宝类下降8.9%，家具类下降8.7%，体育、娱乐用品类下降8.0%。

值得注意的是，下滑最明显的几乎都是耐用品和改善型消费，而不是日常生活必需品。这说明当前消费疲弱并非短期季节性波动，而是居民收入预期、财富效应和消费信心共同走弱的结果。这些消费出现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下滑，说明居民正在主动消减大额支出和改善型消费。

这已经是明显的通缩特征了。通缩是指整体物价水平在一段时期内（通常超过半年）出现持续下跌，同时伴随着信贷收缩、消费低迷等现象。由于企业生产能力过剩，而有效需求却不足，导致商品滞销、库存增加，商家不得不通过降价促销争夺有限的市场需求。

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压缩了企业营收和利润空间，企业为了缓解经营压力，往往会采取减少投资、减薪甚至裁员的方式降低经营成本。而这就会引起就业市场恶化、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使老百姓对未来经济前景更加谨慎，转而增加储蓄、推迟消费和投资。

当消费者普遍预期未来价格会更低而选择持币观望，需求就会进一步萎缩，形成“需求不足——价格下降——收入减少——需求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通缩不是“商品太便宜”，而是收入预期不足导致需求不足。解决通缩的核心也不是扩大供给，而是改善居民资产负债表和消费能力。

官方数据显示，老百姓现在不仅不借钱，还在拚命存钱，提前还贷。今年4月，居民贷款（住户贷款）单月减少7,869亿元，创下有统计以来新低，这说明居民部门整体在主动去杠杆。与此同时，居民储蓄倾向显著增强，人均存款约11.8万元，十年翻了两倍。

今年一季度，居民部门债务增速为-0.4%，是自1995年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其中，房贷增速从去年末的-1.8%降至-2.6%，自2023年二季度起连续12个季度负增长；消费性贷款增速从去年末的0.7%降至-1.2%，首次出现负增长。

在面对经济通缩压力、居民去杠杆和消费不足问题时，许多国家都曾采取过向居民部门直接转移收入的方式，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来刺激消费、稳定经济。比如，日本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长期陷入低增长和通缩困境。由于企业和居民都开始减少借贷、压缩支出，经济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特征。为了刺激内需，日本政府多次采取补贴措施。

1999年，日本推出“地域振兴券”，向特定居民群体发放消费券，希望通过增加居民购买力带动消费。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政府再次向居民提供现金补助，以缓解经济下滑带来的收入压力。2020年疫情期间，日本更是向每位居民发放10万日元现金，以维持消费需求。

美国在2020年疫情期间，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政府通过多轮经济救助计划，直接向居民发放现金补贴，同时扩大失业救济和家庭支持的范围。这样做的原因是：当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居民消费信心不足时，仅依靠降低利率难以有效刺激需求，政府需要通过财政转移直接改善居民现金流。

韩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也向居民发放“紧急灾难补助”，通过现金和消费券形式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防止经济陷入收缩。这些经验表明，当经济陷入需求不足和通缩压力时，政府应从过去偏重企业和投资端，逐步转向居民部门，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增加社会保障和改善消费预期来打破通缩循环。

相比于这些国家在经济低迷时期通过财政转移直接支持居民部门，当局对此的态度却是：向家庭提供救济会削弱老百姓劳动积极性，增加财政负担，而居民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容易形成“福利依赖”。中共官方在多个重要场合反复强调要避免“养懒汉”和“福利主义陷阱”。

2022年5月，习*近*平在党刊《求是》发文称，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文章警告称，高福利养了一批“懒人”和不劳而获者，福利待遇上去了就下不来，结果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议上多次将“防止落入福利主义陷阱”作为重要原则进行强调。中共国务院常务会议和相关文件也反复提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适度普惠、可持续”，防止过度依赖政府救济。2025年以来，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加大，当局再次重申“要防止高福利养懒汉”。

事实上，中国老百姓的福利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尤其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根本就是“保障不足”。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全球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长期保持在GDP的20%以上，平均水平约为20～25%，部分北欧国家甚至超过25%。

即使是人均收入与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南非、泰国），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也普遍高于中国（15%以上）。相比之下，中国用于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领域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仅约8%，明显偏低。

中国老百姓也并不懒。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6年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就业相关数据，就业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8.2小时，连续多年稳定在47～49小时区间，远高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每周40小时，不含加班）。一群每周工作近50小时的人，怎么会是“懒汉”？

2024年底，中共启动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公务员薪酬调整，覆盖范围包括公务员、教师、警察及部分事业单位人员。平均上调幅度约5～8%（发达地区约8～10%），追溯至2024年7月，并在年底一次性补发。目的是为了提振公务员士气、稳定队伍，并希望通过增加体制内收入间接刺激消费。

2020年5月28日，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承认，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不到1,000元，还有近2亿人每个月的养老金只有200元多一些。可见，收入分配结构性失衡，才是大量中低收入群体缺乏足够消费能力、供需失衡和通缩压力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想要改善收入分配，实质性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就需要将部分国有资产（如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注入社保基金，用于提高养老金、报销比例、社会救助等福利。另外，还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劳动报酬占比提升）。

也就是说，如果想大幅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就要把过去集中在国有部门／政府手中的资源，部分转移给居民部门。而这就等同于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涉及到相关各方的利益调整，与中共现有权力和资源配置格局存在根本性的冲突。

国有企业是中共执政的物质基础和控制工具，它不仅是经济资源，更是政治控制和利益分配的重要载体。现有体制下，国有资产收益主要用于财政、国企扩张，以及维护干部体系。如果转向民生再分配，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地方、国企、相关利益方）。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GDP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分配制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却不升反降（累计下降近20个百分点），这是当前消费疲软、通缩压力和供需结构失衡的深层根源。想要打破这一困局，就必须实质性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而这就需要改善收入分配、加强社保体系，进行财富再分配。

财富分配权的转移，本质上是权利的重新配置。中共视国有资产为执政根基之一，大规模让渡会被视为对统治地位的潜在挑战，这对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也就是中共为什么死活不愿大幅提高老百姓收入来刺激经济的原因。因为当局的目标从来就不是让每一个老百姓生活得更好，而是要维持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行。

责任编辑：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