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涑水記聞‧卷七》記載：

張書在益州當知州時，有個和尚來歷不明。巡查的官員把他捉住，報告給張詠。張詠仔細審視了這個和尚之後，就在他的度牒上批道：「審查這個殺人賊。」

經過審訊，果然查明：他原來是一個老百姓，跟一個和尚同行，在路上把那位真和尚殺了，把祠部發給這和尚的戒牒及其法衣都拿下來，然後自己剃掉頭髮、披上法衣，裝扮成一個和尚，出外遊方，四方騙人。然後，被巡查官帶來。

事後，僚屬們問張詠：「你憑甚麼一看就知道他是個殺人賊的？」

張詠說：「我看到他額角上，還有圍繫頭巾的痕跡啊。」

【附言】

張詠為甚麼看見這人額上有繫巾痕，就知道他是個殺人賊？因為和尚的頭上從來是不繫頭巾的。現在這「和尚」額上有繫巾痕，說明他前不久還不是和尚，那麼，他為甚麼要裝扮成和尚？這其中必有原因。再結合他的「行止不明」，問題就更明顯了。和尚是假的，可是他的這祠部戒牒和法衣，卻又都是真的。這些是從哪裏來的？必定是從真和尚那裏得來的。大家知道，真和尚的這些東西，是決不肯輕易送給別人的，否則他的和尚就當不成了。要取得這些東西，非殺即偷。但法衣穿在和尚身上，偷是不成的，所以剩下來的，只有殺的可能性存在了。因此，張詠就判斷這人是殺人賊。但這還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他殺的是誰？為甚麼要殺？是怎樣殺的？時間、地點、人證．物證等等，均須一一查明落實，才能定案。所以，張詠在「殺人賊」上判一個「勘」字，這是很慎重又很有道理的。

《折獄龜鑒‧卷六》記載：

尚書李兌在鄧州當知州時，有個富人把家中的僕人打死了，然後用繩子套在他的頸子上，丟到井裡去，說是他自己上吊死的，作為解脫他打死人的罪責的理由。

李兌知道後就說：「投井自殺，本來就不會是自縊，自縊了怎麼又能投井？這必定是胥吏受了賄賂，唆使那個富人這樣作，教他不要承認犯罪事實罷了。」

過後，通過追究審訊，查明事實真相，果然是這樣。

【附言】

李兌用他銳利的眼光，在這個案件的背後，看出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死者既然投井自殺了，怎麼還能去上吊？既然已經自行吊死，又怎麼還能去投井自殺？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問題，李兌一眼就看穿了；但他並不至此為止，而是繼續深入，又看出了第二個問題：他認為富人這樣作，是胥吏教的；胥吏這樣教，又是因為受了富人賄賂的緣故。

李兌在此案中，既能指出第一個問題，又能指出第二個問題，正是由於他不但深入細致，目光銳敏；而且自問無愧，敢於站出來向貪官惡吏作鬥爭的緣故，這是很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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