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26日下午两点钟，鲁召叫我将行李收拾好，同他一起坐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来不及同朝夕相处的伙伴告别，他们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目送我上车，也不知该向我作怎样的表态，因为实在不知道，这是临时的调动或是分批离开南桐。他们不知道，我就此与他们分别了。

车刚开动，我便怯生生地向鲁召问道：“把我调到哪里去？”他看着我淡淡一笑，从那笑里分明泛出了一丝可怜，只说了声：“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我在晃动中昏昏睡去，不知走了多久，只听见车窗外面有人在喊：“万盛到了。”

万盛的市容于我已无任何兴趣，我拎起背包和行李，跟着他就像一只拖着去屠宰的羔羊。当时，我根本没有被逮捕的预兆，我想知道的是，我究竟调到什么地方去。鲁召看着我天真的模样，好像是跟着老师去上学一般，所以一路上对我非常放心。

我跟着他来到一处绿茵覆盖的土墙门口。

鲁召独自走进了办公室，将我一个人留在哪里。我将自己破烂的衣物和“行李”放在墙边，呆呆地站在那里等候了足足半个小时。

突然，监狱的边门打开了。两名警察吆喝着从门边涌出来的十几名光头囚犯，他们一律穿青色囚衣。我猛然想到七年前，我在北碚看守所远远看见那坝子里也是这般模样的人。一个信号才迅速地闪过了我的大脑：“我被关进监狱中了。”由是我想到在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人，就这么轻而易举地下狱了！

倘若在两年前我会惊得全身颤抖，但经过这两年的磨难，似乎有一种久临其间而不觉其险的感觉，脑子里还浮动着大炼钢铁时种种恐惧，而今脱离那里反而感到轻松，认为随便往哪儿送，都比丛林的炼焦场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