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古圣人最为看重人心的教化，因此非常重视音乐，都以作乐为必要的大事，用其善化民众。中国乐教的传统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上古五帝之世，即已制乐施教。

所谓“乐者，德之华也”，这些乐主要用于敬天事神，内容包括祭祀天地神明、祭祖、外交、内政、设庙乐、建乐制、定礼制等。其特点是规模宏大而声调平和、庄重，给人以严肃静穆之感。

乐在礼仪中成为沟通人和天地神明的桥梁与纽带，达到与天地同德，与万物和谐，如《易书》中写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天生圣王，制礼作乐”。

在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是一切理论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圣人有德而且行道，“圣王以道治天下”，以纯正之心去体悟宇宙和人生，感通天地万物，“只为苍生不为身”，即所谓“内圣外王”。

乐之所以能为教，是因为乐的形式最为人民喜闻乐见，乐有音调，有节奏，有强烈的感染力，闻声而心从，润物细无声，具备修身养性、教化天下、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等意义。

《礼记》上说：“古代的圣王制礼作乐并不是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教导人们养成正确的是非观、善恶观，返回到做人的正路上来。”五帝时代是德治社会时代，君王以德配天，宣道治世，其乐教体现出对天道真理的追求、体悟和对道德正义的彰明，“圣王乐舞”集诗歌、音乐、舞蹈于一体，成为中国古代雅乐的一种典范。

一、黄帝之乐《咸池》、《清角》、《云门》

黄帝被称为华夏的“始祖”，他顺天而治，行道天下，定历法，播百谷草木，创文字，建舟车，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等。人们谦让和睦，风调雨顺，年年丰收。

黄帝令乐官伶伦制定音律，伶伦在山谷中找到适合的竹管，吹它的声音作基本音，就是“黄钟之宫”，又制成长度不同的十二个管，应十二律吕，并以他听到的凤凰的鸣声来校正它们，后来又相应铸了十二个钟作乐音的标准。至今人们还常用“黄钟大吕”来形容音乐、文辞的正大、奇妙、庄严。

伶伦制完音律后，便于仲春二月乙卯的那天清晨，当太阳刚刚出现在奎方位的时候，由伶伦指挥，演出一场盛大的乐舞，因咸池在古时被视为日出之处，黄帝将此乐曲命名为《咸池》，而该日恰好是节气春分，为仲春之月的标志，因此“仲春乙卯”这个特殊的日子也就流传下来了。

《礼记》中对于“咸池”二字还有这样一种解释，咸作皆，池作施，极言布德之 广，“黄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载，咸蒙德施也”。

黄帝祭天于泰山时，制作了乐曲《清角》，人称天乐，曲调昂扬激荡，感天动地，流传后世。当时黄帝在西泰山会合天下诸神，大象驾车，蛟龙出显，雨师洒道，风伯扫地，凤凰覆于上，虎狼伏在前，鬼神后随，场面何等壮观！

《云门》是黄帝制作的祭祀歌颂“云”的乐曲。《史记》中记载：“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

《左传》中记载：“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黄帝受天命治理天下时，天上有祥云出现，故以云纪事，以云命官。可见云在上古时期就被赋予了极为特殊的内涵，携带润育万物之甘霖的云，被视为一种祥瑞的象征。

黄帝令人演奏《云门》时，盛况空前，百官皆来聆听，万民齐来瞻仰，连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也都聚集而来，人们称赞黄帝创制万物，百姓安居，其盛德就像天上的祥云一般。《周礼》中记载说：“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可知《云门》在《周礼》中被作为祭天的乐舞。

二、颛顼帝之乐《承云》

颛顼帝为人仁德、智慧，他依顺天理以制定礼义，理顺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民，洁净身心以祭祀神明，四方慕德而服，鸟兽尽皆感化。据《史记》记载，颛顼帝的辖区非常大，疆域北到幽陵，南到交趾，西到流沙，东到蟠木，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没有不归服他的。

颛顼帝自幼爱好音乐。他听百鸟鸣啭，听到八方来风掠过大地发出熙熙锵锵的声音，十分悦耳，赞叹大自然的欣欣向荣和万物各种美妙的声音，命大臣飞龙模仿“八风之音”作乐，命名为《承云》，以赞颂上天的盛德和表现春天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以祭上帝。

所谓“八风之音”就是来自大地各方的风声，因不同风向的风特点不同，有宏有细，有长有短，有高有低，有强有弱，有清有浊，有锐有钝，有平直有曲折，千态百状，是复杂多变化的，韵味不同，是宇宙间的一种自然音乐。

《吕氏春秋．音律》记载：“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

颛顼帝还教百姓制作琴瑟，并学习弹奏琴瑟，于是人们劳作之余都在弹奏。颛顼帝又制作了鼍鼓，并命人铸造了一口洪钟，在每次演奏《承云》乐曲时，先击鼍鼓，悠扬的琴瑟声传遍四方。最后伴随钟声朗朗，响彻云霄，久久回荡在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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