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姓姬名昌，他治理西周時，仁慈愛民，積善修德，奉行德治，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的從政理念。他推行教化，指出：「為人君應依仁而行，為人臣應立足于謹慎，為人之子女應立足於孝道，為人之父母應立足於慈愛，與國中之人交往應立足於誠信。」教導人們要心思端正，敬天、敬德。

文王以身作則，做事一絲不苟，兢兢業業，制定了很多惠民措施，還到田間和大家一起勞動。他禮賢下士，親自到磻溪聘請姜子牙的故事流傳至今。當時天下士人紛紛來投奔，各諸侯也前來歸附。

孔子稱讚周文王說：文王之道非常偉大，沒有任何有意的舉動而使人發生變化，沒有有意做任何事情就接近成功，這是因為文王能夠時時嚴格的修養、節制自己和寬以待人。

孔子的天命觀是以弘揚道義、承繼傳統文化命脈為己任，認為這是上天賦予的使命，所以他必須去做，儘管屢遭逆境，也要難行能行。如他率弟子在周遊列國途中於匡地被圍困時，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意思是說，周文王死了以後，文化典籍不都在我這嗎？天如果要消滅周的文化，那麼我也就不會掌握這些文化了；既然天不想消滅這些文化，那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麼樣呢？

孔子拿出琴開始演奏禮樂，匡人一看知是聖人，於是離開了。孔子以仁德之舉扭轉了危局，被稱為善之善者也，也使人感受到孔子傳承天命之「文脈」的浩然正氣。

周武王姬發是周文王次子。他繼位後，秉承父志，繼續以姜子牙為軍師，其弟周公旦為輔，討伐商紂，一統天下，建立了周朝，實行仁政德治，和洽天下四方之國，正如《詩經．周頌》中所寫的「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武王建周後，從商地回來，自己一個人憂慮著，甚至夜裏難以入睡。周公問起原因，武王回答說：「我告訴你吧，上天不受殷的享祭，從我還沒出生起到現在，已經六十年了，讒佞小人在朝，而君子卻被放棄。上天不照顧殷人，所以今天我們能成就王業。殷王不能顯揚、禮遇賢者，所以到現在滅亡了。而我對上天的眷顧還沒能全部完成，以負所望，哪有工夫睡呢？」

武王又說：「我一定要達成上天的眷望，要訪求所有不順天命的惡人，貶責他們，與殷王受同罪。我要日夜慰勞安撫人民，徹底安定我們西方的領土，發揚我周的功業與德惠，使它們同樣地昭明。」

武王於是將戰馬縱放在華山的南面，拉車的牛也放牧在桃林的丘墟上；戢藏干戈，收兵並解散軍隊，以昭示天下，不再用兵了。武王修明文德，宣導文教，他登基後年年都是大豐收，五穀豐登，萬民樂業。

孔子說：「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他解釋說：「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中庸》）。「善繼人之志」，是他對周武王繼承其父之志，為政以德的讚賞和評價；「善述人之事」，是他對周公承襲其父、兄的政績，制訂周禮的讚賞和評價。

孔子稱讚周武王「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的治國思想，使天下之民歸心。因有武王之德，所以才會有「善人是富」，在孔子儒家看來當時周王所最「富」的就是擁有這些「善人」。

周公，名旦，周文王第四子，他先輔佐周武王，後又輔佐周成王，為國事日夜操勞，忠於職守。他非常注重選賢任能，告訴年輕的成王：「千萬不要任用那些勢利小人，要全心全意依靠大公無私的賢能之士。」

他在送兒子伯禽去魯國就任時，囑咐伯禽一定謹慎治國、謙虛做人，他談到自己常常「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禮賢下士，還猶恐失去天下的賢才。周公求賢若渴的精神為後世所稱道。

周公治國安邦，愛民如子，「效法天道」制禮作樂，用以規範和涵養人的道德和行為。「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禮記．樂記》）禮樂教化使人修身養性，體悟天道，祭祀神明，謙和有禮，威儀有序。

周公建立禮樂制度，使其成為仁政德治的重要途徑，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當時天下禮樂大興，處處聞太平歌頌之聲，正可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百姓各安其業。

孔子繼承和發揚禮樂文化，禮樂文明成為儒家文化的核心，中國成為著名的禮儀之邦，其教化功能使民眾順應天地並關愛他人，明辨善惡，歸於天理正道。

由此可見，歷史上的聖賢、仁人君子無論在任何環境中能夠堅守道義而行事，具有「只為蒼生不為身」的美德。

傳統文化奠定了社會的道德基礎，教人怎樣做人的道理，使人明辨是非，擇善而從，追求真理。幾千年來，順天意、重道德歷來為人們所遵從，並使得古老的華夏民族生生不息，中華文化代代相傳。

－－轉載自明慧網

責任編輯：王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