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灾难袭来(2)

我侥幸地躲开了这最初的袭击，这要托我严守了不问政治的“忠告”，我既对党天下“麻木不仁”，对“政治设计院”如观海外奇闻，至于《人民日报》上提到李康年的赎买二十年;黄绍竤的批评“以党代政”更是从未研究，就连在松林坡礼堂董时光的报告，我都没去听。

因为我远远躲开了大小鸣放会，所以我也暂时躲脱了“秋后追查”。当各系将一个多月前鸣放大字报的照片作为“毒草”刊登出来，我才惊叫：“好险！”

机械系的年级党小组，在支部宣传委员曹英的组织下异常活跃。曹英到学校来与其是求一技之长，不如说是共产党在学校中的统治骨干，他们班上说他几乎没有一个学科是及格的，他的专长就是“整人”。

此时凭着他多年干“革命”的嗅觉，正是“接受党的考验”，完成“党交给的特殊任务”，为他今后平步青云创造良好条件的时候，这种机会岂可放过？

他这些日子特别忙碌，系里的批判会几乎都由他主持，将在大鸣大放中提了意见的老师和同学，一个个推上批斗台。

马开先没有幸免，她被曹英叫去做了特别谈话，她是青年团员，得按六条划定毒草的标准，对照着自己的言行写出检查和认识。曹英威胁她说，所有在董时光鸣放会上跳出来攻击党的人，都将受到严肃的处理。

马开先不愿屈从，突然向机械系主任呈递了退学报告。

她收到了她父母的回信，父母认为她之所以如此，全是受了我的影响。她的哥哥在给她的回信中，明确要她立即断掉同我的恋爱关系。在他们看来，她之所以会如此“反动”，全是受了我的影响。

得知她要退学，我坚决反对。我们之间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她认为：现在读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她也无心读书。我则认为，不读书，何以在这个社会中求取生存之地?
一天下午，我几乎强拉着她到松林坡我们系主任钱企范的家里。钱教授也劝她回心转意安心求学，可生性倔强的她并没有被说服。当我们从钱教授家里出来以后，我出奇不意地向她表示：“如果你要退学，我们就此决裂。”

一句戏言，不欢而散。唉，我刚撞进了情场，哪里懂得爱情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甜果，一不小心就被摔坏了。

后来，我的不幸遭遇使我明白，马开先的退学选择恰恰是正确而明智的。可惜，悔之晚矣。

放暑假，我独自忧伤地回到北碚，在车站分手时，她说她去城里姑妈家暂住一段时间，在学校没有批准她退学的申请前，当然还得回校。

弟弟迎出来了，接过行李，兴冲冲地喊着外婆。外婆闻声走了出来，照例用她那慈祥的眼睛，仔细端详我，用她那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你比寒假回来的时候瘦了。”

母亲依然心事重重，虽然四年前她与父亲正式办了离婚手续，但她没有能力抗住社会的压力和良知的责备。这些年来，她从没给父亲写信，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但内心常常自责，有一种负罪感，这使她经常做恶梦。

父亲被判刑的通知书和判决书，我们一直没有收到，开始我们还去法院怯生生询问过，但法院拒绝回答我们，并说他的情况，你们家属无权过问，面对这种无理拒绝，我们就再也不敢问，更从来不敢抗议。

直到二十四年后，我写了数十封信，寻找父亲的下落，才由四川省公安厅发给我一张巴掌大的回函，告之1956年5月6日父亲因病死于西康一个伐木劳改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