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星若

“我人生大半的时间，都在和癌症相处、打交道。”谈起自己的生命历程，今年46岁的晴屿心理咨商所所长张维宏，语气平稳，脸上带着已释然的笑容，很难想像这句话背后，承载的是横跨三代、接连不断的癌症冲击。

从12岁开始，癌症便成为他生命中反复出现的关键字。奶奶、伯父、父亲相继罹癌，肺癌、大肠癌、胃癌、鼻咽癌……仿佛集邮般，轮番出现在成长过程的背景，好像要集满才会停止。

33岁那年，他的人生轨迹突然急转直下。当时的他工作绩效良好，获得了一个不错的工作机会，但在新工作的入职健检中，被发现胸腔内有颗肿瘤。医师初判为良性，只需住院切除，他也以为不过是一场小手术，不料麻醉退后，竟是在加护病房中苏醒。

原定的微创手术，因肿瘤位置靠近心脏后方、难以判读，变成肋骨被锯开的开胸手术，原本影像中仅约三公分的肿瘤，实际大小竟如拳头一般，且已侵袭心脏与肺部，最终确诊为淋巴癌第四期。

罹癌的消息，伴随着剧烈的术后疼痛一同袭来，但真正让他陷入深层恐惧的，还不只如此。手术过程中伤及左侧控制声带的神经，导致他一度无法正常说话。

一边等待神经恢复，一边忍受肋骨被锯开的疼痛、化疗带来的恶心与虚弱，呼吸与吞咽容易呛到，甚至吐到眼泪直流，这些状况同时发生，让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他不知所措。

家族记忆更带来心理上的冲击。过去亲人罹癌、离世的画面，在他确诊后不断浮现，外婆也在他治疗的过程中离世，让他害怕自己的生命，是否也会走向相同的结局。种种压力交织，让他体重骤减15公斤，原本计划进行的声带修复手术，因自体脂肪不足而宣告失败，只能再等一年，为了让身体“长回来”，他只能逼自己拚命进食。

“那是一段站在生命悬崖边的日子。”张维宏回忆，当时的自己充满惊吓，不可置信与孤立感，仿佛被世界遗弃。和许多癌友一样，生病之后，原本的人生被迫按下暂停键，很多价值观跟着改变，人生的重要顺序也跟着产生变化。

“我以前在银行工作，很会算数。”张维宏说，他曾替自己预想过人生，因为父亲在43岁罹癌，如果自己也在那个年纪发生，人生该怎么安排？却没想到，命运完全不按公式走，他在33岁就被迫面对。

像被命运打脸般，那一刻，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人生可以规划，但现实的变化从来不由人掌控。这样的领悟，一度像诅咒，却也成为提醒：“如果只剩十年，该怎么活？如果侥幸活过十年，做的事情，还会不会想继续？”

和许多癌友一样，治疗期间，他没有余力思考未来，直到病情稳定，真正困难的问题才浮现：要不要回到原本的生活？他曾回到银行工作，却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工作一忙、身体一累，对复发的恐惧便不断浮现；想休息，却又因“什么都没做”而陷入焦虑恐慌。那是一种不上不下、无处安放的状态。

“面对癌症，人类的本能反应只有两种：战斗或逃跑。”张维宏说，战斗，是接受医疗治疗；逃跑，则是内心挥之不去的恐惧——害怕复发、害怕失去、害怕无法回到原本的人生。

而他，选择了第三条路。他决定回到这个场域，直视恐惧，也理解罹癌后心理会经历的所有变化。

原本主修商管的张维宏，踏入心理研究所，将癌友作为自己最关注的族群。

“我知道罹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我懂那种无助感。”重新拾起书本并不容易，但当心理学与癌症经验逐渐交会，他开始看见自己的位置。对声带尚未完全恢复的他而言，心理咨商反而成了一个合适的专业，因为心理师不一定要一直说话，而是学会好好听。

学会倾听、理解，再用生命经验回应对方，他慢慢把过去的痛苦，转化为工作中的一种“超能力”。当癌友谈起化疗的不适，他知道化疗打进身体的感觉；当有人害怕生活细节、饮食选择，他理解那背后其实是恐惧。

身为晴屿心理咨商所首任所长，张维宏用过来人的理解，接住无数癌友与家属的情绪，陪伴病友走过低潮。他强调，罹癌后出现忧郁、恐慌、失眠，并不一定是精神疾病，而是对巨大压力的自然反应。研究显示，约五到七成癌友会出现忧郁情绪；若能及时介入心理支持，有机会避免恶化。他也提醒，长期过量的心理压力，可能从心理层面转化为生理疾病，影响免疫系统与整体健康。心理咨商不是让人变得更坚强，而是让人在脆弱时，不必孤单，并有机会重建生命意义与心理韧性。

除了强化癌友心理社会韧性，张维宏指出，其实癌友家属同样承受巨大心理压力，照顾者常是病房里“隐形的第二位病人”，也需要一个可以“喊痛”的地方，因此，他希望提供一个让癌友及癌友家属都能找到力量的出口。

曾经有癌友询问他：这里这么可怕，你已经治愈了，为什么还愿意回来？张维宏在花了很多时间整理才发现：父亲在自己还不知怎么陪伴时就已离开，那是人生中的遗憾，而当他陪伴这些病友，才发现那是自己离父亲最近的心理距离。“某种程度上，我是在用现在的方式，陪伴当年的父亲。”张维宏这么说。

从一名曾站在生命低谷的癌友，到第一线接住他人的心理咨商师，张维宏把恐惧、失去与挫折，一点一滴整理成能够陪伴他人的力量，也为癌友与家属，撑起一个不必独自承受的空间。

责任编辑：杨正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