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從禹、湯到周成王、秦穆公、漢武帝、唐德宗、清世祖、清聖祖，每當有重大的天災人禍發生時，帝王們常常都要反省自己－－我做錯了什麼？為什麼上天會震怒？然後，沐浴齋戒，拜祭天地，甚至向天下發出〈罪己詔〉，公開對自身的過錯和失敗進行反省懺悔，向上天、向所有百姓承諾一定會改正錯誤，並要求天下人務必要勸諫、監督自己，以此來獲得上天的原諒，免得上天降罪、百姓受苦。

自責己過，對有良知者來說，原是件平常的事。但作為「君權神授」的古代帝王，能對自己的過錯反省悔悟，卻實屬不易，倘若再寫成文告－－〈罪己詔〉，頒示天下，那就更難得了。那麼，何以貴為「天子」的古代帝王會公開對自身的過錯和失敗進行反省懺悔呢？這就得追溯到中國的文化傳統了。

自古中國就敬天信神，決不會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人們相信天命只會眷顧「有德之君」，一旦「天子」失德，勢必就會影響到王朝的興衰，「失德之君」最終都會被天命所遺棄。因此，君王如果想要江山永固，就得修德以配天，而天災人禍則是「天意」的體現，古代統治者大都視其為「天象示警」。

歷史上最早「罪己」的古代帝王是禹、湯。史載，大禹登上帝位後，有一次看見犯罪之人，就傷心的哭了起來，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而予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生活在原始社會末期的禹見民心渙散，深感內疚，認為自己沒有當好這個首領，於是自責。

商滅夏後，湯佈告天下，安撫民心，史稱〈湯誥〉。湯深刻的檢討了自己的過錯，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唯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此後，適逢商連年大旱，五穀不收，負責宗教祭祀的大臣說，要用人為犧牲，向上帝祈禱求雨。於是，湯「剪髮斷爪」，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民大悅，雨亦大至。

禹、湯罪己，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應，遂成為後世帝王皇帝傚法的榜樣。

史載漢武帝即位後窮兵黷武、好大喜功，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宮室，揮霍無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盜並起，天下大亂。武帝晚年漸有所悔，征和年間，他駁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輪台（今新疆輪台縣）的奏請，決定不再「擾勞天下」，並「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輪台罪己詔〉。漢武帝晚年面對大廈將傾的危難局面，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全面調整了國家的內外政策，不但使政權轉危為安，而且也為「昭、宣中興」打下了基礎。

唐代也有位皇帝在危難之時發過罪己詔，他就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後有號稱「四王」、「二帝」的幾個節度使舉兵反叛。西元783年，長安失守，德宗倉皇逃亡，被叛軍一路追殺至奉天城。次年春，他痛定思痛，改年號為「興元」，並頒〈罪己大赦詔〉，「分命朝臣諸道宣諭」。

詔書中歷數了自己的罪過後，說：「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疾首，罪實在予」。此詔文字真摯動人，很有感召力，頒後，「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民心軍心為之大振，局勢因而大變。不久，動亂即告平息。

1679年的大地震，對於正忙於平定三藩叛亂的康熙帝（清聖祖）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警策。他趕緊「詔發內幣十萬賑恤」，接著又告預群臣：「朕躬不德，政治未協，致茲地震示警。」康熙帝的態度是真誠的，他找出了官吏的六項「弊端」，認為這就是「召災之由」，並指令九卿詳議，由吏部立法嚴禁，務期盡除積弊。

在古代皇帝中，罪己次數最多的要算是清世祖順治皇帝了。這位少年天子親政後，自然災害很多，「水旱累見，地震屢聞」，「冬雷春雪，隕石雨土」。他把這一切自然現象都歸罪於自己的「不德」，上干天咎，所以，不斷自我反省，屢屢下詔罪己。臨終之際，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遺詔，淋漓盡致的為自己列舉了十四條罪狀，條條都是原則問題。順治帝為自己羅列的十四大罪狀，應該說是夠全面、夠深刻的了，因此也奠定了「康乾盛世」。

在天災人禍面前能夠自責，反省懺悔自己做錯了什麼，從而修正自己的錯誤，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找到避免天災應對人禍的方法，這充分體現了古代明君的良知，更是天下萬民的一份福氣，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精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