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从禹、汤到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清世祖、清圣祖，每当有重大的天灾人祸发生时，帝王们常常都要反省自己－－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上天会震怒？然后，沐浴斋戒，拜祭天地，甚至向天下发出〈罪己诏〉，公开对自身的过错和失败进行反省忏悔，向上天、向所有百姓承诺一定会改正错误，并要求天下人务必要劝谏、监督自己，以此来获得上天的原谅，免得上天降罪、百姓受苦。

自责己过，对有良知者来说，原是件平常的事。但作为“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能对自己的过错反省悔悟，却实属不易，倘若再写成文告－－〈罪己诏〉，颁示天下，那就更难得了。那么，何以贵为“天子”的古代帝王会公开对自身的过错和失败进行反省忏悔呢？这就得追溯到中国的文化传统了。

自古中国就敬天信神，决不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人们相信天命只会眷顾“有德之君”，一旦“天子”失德，势必就会影响到王朝的兴衰，“失德之君”最终都会被天命所遗弃。因此，君王如果想要江山永固，就得修德以配天，而天灾人祸则是“天意”的体现，古代统治者大都视其为“天象示警”。

历史上最早“罪己”的古代帝王是禹、汤。史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就伤心的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首领，于是自责。

商灭夏后，汤布告天下，安抚民心，史称〈汤诰〉。汤深刻的检讨了自己的过错，曰：“罪当朕躬，弗敢自赦，唯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此后，适逢商连年大旱，五谷不收，负责宗教祭祀的大臣说，要用人为牺牲，向上帝祈祷求雨。于是，汤“剪发断爪”，身为牺牲，祷于桑林，“以六事自责”，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敬，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民大悦，雨亦大至。

禹、汤罪己，都取得了良好的效应，遂成为后世帝王皇帝效法的榜样。

史载汉武帝即位后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宫室，挥霍无度，致使民力枯竭，寇盗并起，天下大乱。武帝晚年渐有所悔，征和年间，他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决定不再“扰劳天下”，并“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晚年面对大厦将倾的危难局面，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全面调整了国家的内外政策，不但使政权转危为安，而且也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唐代也有位皇帝在危难之时发过罪己诏，他就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后有号称“四王”、“二帝”的几个节度使举兵反叛。公元783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次年春，他痛定思痛，改年号为“兴元”，并颁〈罪己大赦诏〉，“分命朝臣诸道宣谕”。

诏书中历数了自己的罪过后，说：“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疾首，罪实在予”。此诏文字真挚动人，很有感召力，颁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民心军心为之大振，局势因而大变。不久，动乱即告平息。

1679年的大地震，对于正忙于平定三藩叛乱的康熙帝（清圣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警策。他赶紧“诏发内币十万赈恤”，接着又告预群臣：“朕躬不德，政治未协，致兹地震示警。”康熙帝的态度是真诚的，他找出了官吏的六项“弊端”，认为这就是“召灾之由”，并指令九卿详议，由吏部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

在古代皇帝中，罪己次数最多的要算是清世祖顺治皇帝了。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自然灾害很多，“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他把这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罪于自己的“不德”，上干天咎，所以，不断自我反省，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淋漓尽致的为自己列举了十四条罪状，条条都是原则问题。顺治帝为自己罗列的十四大罪状，应该说是够全面、够深刻的了，因此也奠定了“康乾盛世”。

在天灾人祸面前能够自责，反省忏悔自己做错了什么，从而修正自己的错误，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找到避免天灾应对人祸的方法，这充分体现了古代明君的良知，更是天下万民的一份福气，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