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與兩宋院體畫與文人畫並起

五代、兩宋的繪畫，絢麗多彩。它繼承了唐代豐富的傳統，竭力創造，出現了大步邁進的氣象。尤其是兩宋繪畫的蓬勃發展，成為中國繪畫史上的鼎盛時期。

五代的繪畫，在唐代至北宋中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當時的人物畫、山水畫、花鳥畫都作為獨立的畫科而逐漸壯大。花鳥畫中產生以黃荃為代表的設色濃豔，和以徐熙為代表的水墨淡彩兩大風格，世稱「黃家富貴，徐熙野逸」。

人物畫中，周文矩的〈重屏會棋圖〉和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堪稱典範，作品中，對人物的刻畫已不是一般泛泛描繪，而是著重內心世界的表現，從而加深思想深度的表達。

山水畫中，荊浩、關仝強調師法造化、「搜妙創真」，通過「遠取其勢，近取其質」的表現方法，開創了大氣磅礡的「全景山水」。其成就，對後世山水畫的發展均產生較大的影響。

兩宋，為中國繪畫史上的鼎盛時期，為宮廷服務的院體畫和文人大夫藉以抒情遣興的文人畫，都有很大發展。在題材方面，盛行山水畫和花鳥畫。院體畫講究法度、強調形似，文人畫則重傳神、抒情和寫趣。

由於畫院畫家來自四方，並重寫生，保持留心現實事物的變化作為繪畫表現根據的良好風氣，所以一直是推動兩宋繪畫發展的主流。

繪畫發展到宋代，出現了很多水平很高的典範作品，如〈朝元仙杖圖〉、〈錢塘觀潮圖〉、〈水墨枇杷小鳥〉、〈五馬圖〉、〈維摩詰圖〉、〈清明上河圖〉、〈潑墨仙人〉、〈瀟湘圖〉、〈秋山問道圖〉、〈夏山圖〉、〈踏歌圖〉、〈長江萬里圖〉、〈江山秋色圖〉、〈果熟來禽圖〉、〈荷花〉、〈寒禽圖〉等等。

著名畫家有郭熙、李成、范寬、董源、巨然、易元吉、張擇端、武宗元、文同、蘇軾、李公麟、李唐、劉松年、馬遠、夏圭、粱楷、趙伯駒等。

繪畫藝術的繁榮，帶來了繪畫美學探討升溫，此時期的重要論述著作達20餘篇，由於當時繪畫的主要題材是山水花鳥之類，因此，論山水花鳥畫就成了繪畫美學探討的主要內容。

如《聖朝名畫評》、《圖畫見聞志》、《林泉高致》、《山水純全集》、《畫梅法》、《夢溪筆談》等等。這些論著對關於寫形傳神問題、對現實世界的認識方法問題、畫家在繪畫創作中的所起的作用問題、表現技巧問題、對待古人遺產問題以，及繪畫藝術的社會作用問題，都提出許多具體而深刻的見解，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文人畫與元明清繪畫

到了元、明、清時期，隨著人類道德的下滑，繪畫藝術的總趨勢是走下坡路，但這段時期也有兩個對畫壇較有影響的時期，即文人畫的興起，和八大、石濤的畫壇影響。

文人畫興起於元代，當時，蒙古族入侵中原，一些拒不仕元的畫家借繪畫來寫愁寄恨、明志遣興。因此，重抒情，輕寫實，重筆墨情趣，輕刻意求似，重瀟洒簡逸，輕繁縟工整的畫風盛極一時。

便於抒情寫趣而無須強調形似的山水畫，宜於發揮筆墨並適合抒發堅貞高逸之志的梅蘭竹菊，成為當時廣為採用的題材。繪畫文學化，因此，繪畫上的題跋用印也開始被看作畫面美的組成部分，因而受到重視。

由於文人對繪畫的廣泛參與，因而主張書畫相通、書法入畫、畫貴有書卷氣，蔚然成風。元代的山水畫家多隱居山林、參禪修道，蘊含著「出世」的感悟精神。這時的作品，儘管有真山真水的依據，但不論春夏秋冬、崇山峻嶺或淺汀平坡，總是給人以冷落、清淡或荒寒的感覺。

在筆墨藝術效果的表現中，充分體現了文人畫家對社會人生的態度，對大自然更深層的認識及對藝術的敏感。文人畫的興起，突破了宋代院體畫主統畫壇的局面，促使中國繪畫史上畫風的大轉變。其中主要代表畫家有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

八大山人、石濤，均為清代畫家，由於出身於明朝王室後裔，家世悲慘，內心充滿複雜的矛盾和隱痛，最後出家為僧。在他們的繪畫作品中，傾其種種思緒，造型奇特、筆法恣縱、不落陳規、追求新異，但感覺此時畫風已開始了變異。

中國畫是神傳給人的，純正的中國畫令人嘆服，其美的形像、畫面，美的筆觸、墨痕、色調，美的思緒、哲理、詩意，構成了它獨有的俊逸神韻，歌頌神；鞭撻罪惡，歌頌美好、光明的內涵對道德、社會維護起著無與倫比的作用。

我們從中國畫中能看到流光溢彩、造化無窮的大千世界，能領略到神的慈悲與人間善惡是非，得到智慧的啟迪與心靈的淨化。

中國畫的個性精神是強烈而突出的，古往今來，每一個傑出的中國畫家，每一件優秀的藝術作品，從來都不是囿於某一具體的表現描繪，而是努力探求人與神的深層聯繫和對生命真諦的感悟，並通過比興、寓意、象徵等手法來表達某種思緒、心態。即「借景抒情」、「狀物言志」。

因此，中國畫這一藝術瑰寶的光輝，不僅僅來自於它的藝術技巧和形式美法則，更來自於藝術家深厚的生活體驗和修養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