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春秋時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創始人。他集華夏上古文化之大成，一生從事傳道、授業、解惑，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

孔子的天命觀是以弘揚道義、承繼傳統文化命脈為己任的，認為這是上天賦予其使命，所以他必須做好，儘管屢遭逆境，也要難行能行，始終堅定「道濟天下」，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有著極其重大貢獻與影響。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 何？」（《論語．子罕》）其中的「畏」字，是受困、受到威脅的意思，這是孔子率弟子周遊列國弘道途中被困於匡地時所說。

意思是：「周文王死了以後，文化典籍不都在我這嗎？天如果要消滅周的文化，那麼我也就不會掌握這些文化了；既然天不想消滅這些文化，那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麼樣呢？」孔子從容自信，堅信 「天之未喪斯文」，維護和延續「斯文」，已成為他生命價值的全部。

他拿出琴開始演奏禮樂，匡人一看知是聖人，於是離開了。孔子以仁德之舉扭轉了危局，被稱為善之善者也，也使人感受到其承繼道統，傳續千古文脈之浩然正氣。孔子對於「斯文」價值的理解與認識，以及他為繼承和傳播斯文而努力不懈的精神，本文想就這些問題作一探討。

一、孔子對文化的傳承

孔子所謂「斯文」即是指「文化」。「文化」一詞最早出現在《易經》 中：「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為能將天文所呈之像明辨清楚，而規範社會道德、個人行為與之相合，已經盡善盡美了，文乃「道之顯者謂之文」，「化，教行也」，即是以人教化，以倫理教化，「順天呈像」而化育天下，這也是文化的來歷。

這裏「人文」一詞與「天文」對舉而出現，指人類社會的 運行規則，人間世界的條理和規範，都要遵循天道的規律、宇宙的法則。明確指出文化對於人類社會的重要意義。

就孔子的時代而言，就是指自上古以來，華夏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文化傳統。華夏傳統是承天理而來，「道」意味著天道，「德」指人們遵循「道」，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孔子一生 弘道崇德，倡導以道德規範人的思想和行為，鼓勵人修身、知人、知天、成聖，為後世做出了楷模。

孔子認為行「聖人之道」者，要「敬天知命」， 達到與天地相通、天人合一的境界，他稱讚堯舜「煥乎其有文章」、「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夏商周以來的文化傳統，面臨危機。文獻的散佚，更重要的是在人們觀念上出現了蔑視斯文的傾向。

如棘成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論語．顏淵》）認為文的價值已無關緊要。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孔子仍然堅持以詩書禮樂教授弟子，詩書禮樂在孔子對傳統文化承傳中的作用，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其只是文化的載體，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

孔子所要承傳的「斯文」的實質，是超越文獻器物層面的、體現其載體中的內在文化意義和文化精神。這種文化精神在孔子思想中，具體內容就是其「仁道」理想。

這種文化精神在孔子看來，是從堯、舜、禹、湯、文、武以來一脈相承，不曾廢墜，也不可廢墜。孔子實際上把他以前的中華文化做了系統的整理，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述六經」（《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使其傳輸後人，使中華文化不僅沒有滅絕、散滅，而且形成一個完整體系，延續了中華文脈，使之薪火相傳。

一個民族如果失去自己的文化精神，或許他們的人種依然倖存，但實際上這個民族已經不存在了。因此，文化傳統的繼續，實具有關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意義。

「斯文」所標示的文化精神價值，是道義而非功利的，只有像孔子這樣視道義至上的人，才能自覺體悟並高揚人文精神的價值，孔子在當時屢遭艱難，原因就在於此，而他同時也贏得了更多人們的尊敬，原因也在於此。

這種強烈的文化生存和承傳意識，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終身不倦地為「斯文」的繼承、傳播而努力，維護了華夏文化的尊嚴。

西周以前的許多文化典籍，經孔子及其弟子之手流傳了下來。他棄官辦學，晚年仍然「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整理典籍，教授弟子，傳授斯文，使傳統的人文精神紮下了更加深厚的基礎。

他不為名利功利目的而損失絲毫斯文的價值，卻寧可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而樂亦在其中矣」來成就斯文的生存，提出「君子道以為志」，「君子謀道不謀食」，「朝聞道夕死可也」。

其三千弟子，七十二賢者之培養，桃李滿天下，因而被後人尊為萬世師表。《論語》中說：「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遠。」儒家的仁道人文理想，是傳統文化極為重要組成部份，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人格，中華文化數千年文脈綿延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