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灾难袭来(8)

（五）同弟弟的最后团聚

1957年12月中旬的一天，大约上午11点钟左右，弟弟突然出现在我寝室的门口，他的到来，给我孤单悲伤的心吹来了一阵暖风，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忧虑。他手里拎着一个黄色的布包，怯生生地站在门口。见到他，我慌忙站起身来，紧握着他的手，那手是冰凉的。

“你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一大早。”

屋里还坐着其它人，不便多说什么。

他打开黄布口袋，说：“这是外婆关照带来的，天冷了，外婆叫你注意不要生病了。”口袋里装着一双旧毛线打织的毛袜、一双新布鞋，还有一张用手帕包好的二十块钱。见到那毛袜，我就知道那一定是她戴着昏花的老光眼镜一针一针织出来的。

中午时分，我便同他去学生食堂吃了便饭，然后牵着他的手，从后校门慢慢走到小龙坎医院，当时我的痔疮结痂还没有合好，那儿还留着我的病床。

小小的病房没有其它人，是我们兄弟俩谈心的好地方，弟弟坐在床前细说我走以后发生的情况。

“自从你走以后，托儿所一连开了许多天批判会，妈妈和陈玉如两个成了批判对象。妈妈的主要问题就是替父亲翻案，会上会下追她交代，特别追问同你的联系，说什么串通大儿子订攻守同盟。上星期起正式给妈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规定她今后外出和投信都必须事先告知组织”。

弟弟说得很慢，像是被什么东西堵着喉，边说还边痛苦地思索。

他才十三岁，从他呆滞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他嫩弱心灵上的阴影和莫名伤害。

妈妈会被划为右派，从假期中周生碧的态度和语气中我早就听出来了，本是预料中的事，所以也不太惊诧。

弟弟接着说：“昨天下午，外婆把那黄口袋交给我，还给我五块钱作车费，叫我马上到你这里来一趟。她说：家里情况不好，要你不要回家，也不要再写信回来，她说你的信被周生碧拿到会上当作死不认错的证据。外婆还关照你就在学校过年，好好注意身体，不要同人多说什么。”

弟弟讲完，我们两人都沉默不语，心中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脑子里一片空白。
天渐渐暗了下来，我忽然想到，过不了几天就是新年了，今年过年肯定不能回家，便建议说：“今晚我们俩上馆子，算是提前团个年，晚上就同我在病房过一夜，明早我送你上车回北碚。”

弟弟眼里闪了一下，点点头说：“好，今晚我们过年”。

我们兄弟俩手牵手，朝土弯方向走去。我们进了一家饭馆，选了一个窗口临江的座位。既是过年，自然要“奢侈”一点，我破天荒地点了五个菜，是弟弟平素最爱吃的砂锅鱼头、蒜泥白肉、白砍鸡、烧白，还要了一小杯酒。因为舍不得剩下，便慢慢地吃，整整吃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把五盘菜全部吃光。

吃完晚饭，我们两人紧紧地靠在一起，踩着石板铺成的人行道向沙坪坝逛去。我俩投在路面上的影子渐渐拉长又渐渐缩短，远方隐隐传来如诉如泣的“拉茨之歌”。在一家卖副食品商店的门市部，我买了一小袋花生米、一袋水果糖，一小袋桃酥，仍装在弟弟带来的黄口袋中，嘱弟弟明天带给外婆和妈妈，关照他们，我在这儿一切都好，请他们不要牵挂……。

十点钟左右，我们回到病房。那晚，我们兄弟俩和铺而眠。他已经很累，不一会便入睡，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望着他童稚的脸，万般愁绪涌上心头。打开临江的窗户，嘉陵江的江风令人清醒、令人断肠……

我没有料到这是苍天安排我们兄弟俩最后的一次相聚，第二日车站的离别竟成了我们俩的生死永诀。(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