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见利思义

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反对见利忘义。指见到利益，应首先想到义，符合道义，亦可以富亦可以贵；不符合道义，不能据为己有，即“义然后取”。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思是不义而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如同浮云一样，违背“义”的原则的“利”，应当坚决拒绝接受。

孔子希望明智的君子们要“务民之义”，即专心致志于人民应该遵从的仁义道德，并引导人民走向义。孔子认为以身作则是“务民之义”的好方法，他说：“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子夏做了莒父的邑长，向孔子请教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指出做事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急于求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办不成大事。

贪图小利，也是满足欲望，必定只有自我的私念，少有大道的追求，无论怎样的小利，也是有损德行、有违大道，也就不配上天的辅助与护佑，又怎能担当并成就大事？

鲁哀公有一次问孔子：“寡人听闻有很健忘的人，在搬迁的时候，竟连自己的妻子也忘了，真有这样的人吗？”孔子说：“怎么没有。这不算稀奇，还有连自身都忘了的呢！”鲁哀公忙请孔子讲一讲。

孔子说：“譬如夏桀、商纣等暴君，穷奢极欲，利欲熏心，不理国事，不顾民生。那些阿谀的奸臣，却拍马奉承，逢迎他的嗜好，使他更为堕落。而正直之人反受迫害，连进言建议的机会都没有。结果，国家亡了，暴君们自己的命也终于不保，自己把自己推上了绝路，他们不但遗忘了国家，遗忘了人民，连自身都完全忘了！真可谓忘之甚矣。”

孔子借鲁哀公的发问，便引出了桀纣欲迷忘身以致败国丧身之事，借此来告诉鲁哀公治国、修身之道。

孟子也明确的提出不义之利“不苟得”，用“义”衡量人们对利益、财货的态度，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认为不是自己的却取过来，是为不义。

孟子认为不符合道义，哪怕是一小筐食物也不可以接受；如果符合道义，就像舜接受尧那样而获得王位，富有天下也是理所当然，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他还说：“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而“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指出君主不施行仁政而聚敛财富的，都是孔子所鄙弃的。如果是符合道义和礼义的，这样，便是孔子也会接受的。

孟子认为“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主张对待别人的馈赠也要按礼义谨慎的处理，不能随便接受，否则“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指出君子的道德人格，是不能为金钱财物等所收买的。

孟子认为加强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清心寡欲”，摒除任何外在物欲的诱惑，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认为当时社会的弊端与战乱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求利”与“多欲”，因此提倡道义，反对私利，他同样以“义”和“利”区分君子和小人，说：“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孜孜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在孟子看来，“为利”是小人的行为，盗跖的品质；而“为义”即是“为善”则是君子的行为，圣人的德性。

孟子认为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本性。因此人不能背义取利，不能以利害义，君子不得“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认为人如果有崇高的道义追求和人格，那么万钟的俸禄，华丽的住宅，一切外在的名利，在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而有些人因为追求名利、私欲而背弃道义，实在是丧失了他的本性啊。且君子“自任以天下之重”、“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怎能“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呢，惟有“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然矣”。

孟子还提出了“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认为人们的差别不在于富贵贫贱，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能否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高尚的义利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凝聚成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任何时候都要坚守道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不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把对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