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

孔子的天命观是以弘扬道义、承继传统文化命脉为己任的，认为这是上天赋予其使命，所以他必须做好，尽管屡遭逆境，也要难行能行，始终坚定“道济天下”，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大贡献与影响。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 何？”（《论语．子罕》）其中的“畏”字，是受困、受到威胁的意思，这是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弘道途中被困于匡地时所说。

意思是：“周文王死了以后，文化典籍不都在我这吗？天如果要消灭周的文化，那么我也就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既然天不想消灭这些文化，那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从容自信，坚信 “天之未丧斯文”，维护和延续“斯文”，已成为他生命价值的全部。

他拿出琴开始演奏礼乐，匡人一看知是圣人，于是离开了。孔子以仁德之举扭转了危局，被称为善之善者也，也使人感受到其承继道统，传续千古文脉之浩然正气。孔子对于“斯文”价值的理解与认识，以及他为继承和传播斯文而努力不懈的精神，本文想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孔子对文化的传承

孔子所谓“斯文”即是指“文化”。“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 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为能将天文所呈之像明辨清楚，而规范社会道德、个人行为与之相合，已经尽善尽美了，文乃“道之显者谓之文”，“化，教行也”，即是以人教化，以伦理教化，“顺天呈像”而化育天下，这也是文化的来历。

这里“人文”一词与“天文”对举而出现，指人类社会的 运行规则，人间世界的条理和规范，都要遵循天道的规律、宇宙的法则。明确指出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

就孔子的时代而言，就是指自上古以来，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华夏传统是承天理而来，“道”意味着天道，“德”指人们遵循“道”，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孔子一生 弘道崇德，倡导以道德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鼓励人修身、知人、知天、成圣，为后世做出了楷模。

孔子认为行“圣人之道”者，要“敬天知命”， 达到与天地相通、天人合一的境界，他称赞尧舜“焕乎其有文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夏商周以来的文化传统，面临危机。文献的散佚，更重要的是在人们观念上出现了蔑视斯文的倾向。

如棘成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论语．颜渊》）认为文的价值已无关紧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孔子仍然坚持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诗书礼乐在孔子对传统文化承传中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其只是文化的载体，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

孔子所要承传的“斯文”的实质，是超越文献器物层面的、体现其载体中的内在文化意义和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在孔子思想中，具体内容就是其“仁道”理想。

这种文化精神在孔子看来，是从尧、舜、禹、汤、文、武以来一脉相承，不曾废坠，也不可废坠。孔子实际上把他以前的中华文化做了系统的整理，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述六经”（《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使其传输后人，使中华文化不仅没有灭绝、散灭，而且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延续了中华文脉，使之薪火相传。

一个民族如果失去自己的文化精神，或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实际上这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文化传统的继续，实具有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意义。

“斯文”所标示的文化精神价值，是道义而非功利的，只有像孔子这样视道义至上的人，才能自觉体悟并高扬人文精神的价值，孔子在当时屡遭艰难，原因就在于此，而他同时也赢得了更多人们的尊敬，原因也在于此。

这种强烈的文化生存和承传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终身不倦地为“斯文”的继承、传播而努力，维护了华夏文化的尊严。

西周以前的许多文化典籍，经孔子及其弟子之手流传了下来。他弃官办学，晚年仍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整理典籍，教授弟子，传授斯文，使传统的人文精神扎下了更加深厚的基础。

他不为名利功利目的而损失丝毫斯文的价值，却宁可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而乐亦在其中矣”来成就斯文的生存，提出“君子道以为志”，“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也”。

其三千弟子，七十二贤者之培养，桃李满天下，因而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论语》中说：“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远。”儒家的仁道人文理想，是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组成部分，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人格，中华文化数千年文脉绵延不断。@